http://proj1.sinica.edu.tw/~pingpu/museum/introduction/04/04.htm
| 臺灣，在漫長的中國歷史文獻中一直備受忽略，當這個名詞出現在歷史的時候，就與平埔族群有著密切的關係。明代的文獻中，以 「大員」一詞稱呼臺灣，西方的文獻亦以「Tayuan」稱呼之。「大員」就是今日的安平，在昔日，是曾文溪河口淤沙所沖積而成的沙洲，是一個貿易的地方。 |  |
| 在 十七世紀外來族群，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漢人等等，開始大量來台之前，大約有六、七千年的時間，由於地緣上濱海的因素，做為台灣原住民之一份的平埔族群， 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南島語系民族，一直以舟車互有往來；但是當台灣福陷於世界地圖，並成為中國華南漢人大量宜住的地區後，幾百年的時光，平埔族首當外來族群 政治、經濟、語言、社會與文化上的衝擊，從十七世紀開始，就面臨族群文化認同與抗爭、消失與保存的危機。自清代以來，平埔族群逐成為台灣開發與族群關係的 重要成員，他們的活動與歷史角色，不但是台灣社會文化的重要內容，更值得當今台灣其他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以及新住民的借鏡。 | |
根據考古學者對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文化的探討，指出植物園文化、十三行文化、番社後文化以及埤島橋文化和凱達格蘭族之間的關係密切，舊社文化亦與巴賽族、噶瑪蘭族有著密切的關係。考古學者也指出，整個台灣北部與東部沿海地區在史前時代的往來當密切。考古學者認為，十三行文化的晚期文化是從淡水河口沿著海岸向東、再向南移動，並指出巴賽語的擴張成為這塊地域的主要通用語言，這都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有關族群互動圈的問題。
除了對北部與東北部族群在史前史與文字歷史銜接的努力，台灣西南部平原有關西拉雅族、馬卡道族與大武壟族（有人亦稱為台窩灣族、大滿族）方面與史前文化的銜接亦有了一些進展。考古學者劉益昌探討台灣西南平原地區，包括嘉南平原、高雄平原與屏東平原，史前晚期文化指出，晚期史前文化遺址、十七世紀荷蘭文獻中的族群分類、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根據語言資料所產生的族群分類三者間仍有許多的不一致與無法連接。不過，在解讀「鞍子類型」、「蔦松類型」、「清水岩類型」、「美濃類型」、「東原類型」等等晚期史前文化遺址之後，有幾個令人振奮的可能性結論。其一，我們大致可以確定蔦松文化（1400-550B.P.）與西拉雅族是有密切關連的；其二，大湖北遺址、鞍子遺址、道爺遺址與蔦松遺址之間呈一系列演變過程的關係，這可將西拉雅族在台灣的足跡推往二千多年以前；其三，在高雄平原的清水岩文化遺址與鳳鼻頭文化遺址有密切的關係，前者應事後者逐步演化而來的，而鳳鼻頭遺址的年代在2181B.P.與1937B.P. 之間，不過尚無證據顯示該晚期史前文化遺址與馬卡道族相關的任何證據。
整體而言，從台灣北部、東北部沿海地區與西南平原地區的晚期史前文化遺址看來，台灣平埔族群在台灣的出現約在二、三千年前左右，這個意義不僅是台灣史前文化與歷史文獻的銜接，也不僅是將台灣的歷史文化拉長時間的縱軸與空間的橫軸，更重要的是將台灣整個地區的歷史發展過程放在多族群與多元文化的「時間 /空間/意義」的結構中解讀，並彰顯台灣歷史文化的主體性。
更重要的是，史前史與歷史銜接的問題，都指出了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就是族群互動與遷徙在過去二、三千年來都是不斷地進行著。事實上，近年來所呈現豐富的荷蘭時期文獻與研究，也都指出當時的平埔社群或族群之間不僅往來密切（例如：戰爭、貿易、語言等等），他們與島外的其他民族的往來也相當密切（例如：與日本、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島嶼東南亞等等），或許日後我們更應往貿易圈方面的研究發展。
遠在西方人侵臺之前，閩南漢人不斷地擴尋漁場，臺灣沿岸早有數處開發成閩南漁民的漁場，也繼而與沿岸先住民有貿易性之接觸。自十五世紀以來起，由於西方人積極開拓東洋航路，東、西接觸，日趨頻繁。迨十六世紀初，西班牙人已經來到了菲律賓的呂宋島。接著葡萄牙人到達澳門，當時荷蘭人因受刺激，也急欲於東方找尋一根據地。於1621年，來到了印尼的爪哇城，設立東印度公司，也同時伺機攫取澎湖，以便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一爭海上貿易的利益。
為此，乃引起中、西、葡三國之聯盟，出面交涉，期迫使荷人退出澎湖。當時荷蘭國勢正隆，斷然予以拒絕，並嚴陣以待。明朝自料難敵，於明天啟四年（1624 年），與荷蘭人締約，允許荷蘭人以臺灣換澎湖。荷人於是在1624年八月，在臺南的安平內港登陸。據臺灣史學者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指出，「荷蘭人佔據臺灣後，由於福建地狹人稠，早就受人口之壓力，加以頻遭海寇之蹂躪。 圖片來源：Christine Vertente等著，《先民的足跡》，台北：南天出版社，1991，頁98-99。
飢荒以及抗清戰事的蔓延，民生頗受影響。於是有許多移民，不僅是商賈、漁民、尚有農夫、工匠以及各種勞工等人，橫越海峽，移居臺灣、謀求生路。臺灣更形重要，臺灣的漁業與貿易更趨繁盛。漁業和貿易的活動，把大陸與臺灣聯結起來，許多漢人渡過海峽前來臺灣。」
此時，臺灣成為荷蘭人將中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本國以及東印度各地商館的重要貿易中心。透過漢人與平埔原住民的交易，漢人已與平埔族裔建立了密切的貿易關係，並對平埔族群的經濟生活有顯著之影響。同時，在荷蘭人的獎勵和保護之下，許多漢人從事狩獵、貿易及農耕。孤立而關閉保守的部落社會乃逐漸開化，並且臺灣的產業也逐漸發展。稅捐與關稅遂成為荷蘭當局的主要財源。
由於當時鹿皮為對日本貿易的一項重要商品，漢人乃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土著交易，蒐集鹿皮。這種對鹿皮的需求，更促進了漢人的活動，許多貧窮的漢人，冒險更深入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外的地區，而與臺灣原住民建立密切的關係。顯而易見地，荷蘭人、漢人與平埔族群之間，有互相共存與衝突的複雜關係，漢人即介在歐洲人與平埔族群人之間，做為兩者之間的媒介者。自此，平埔族群由原來處於優勢的地位轉變成劣勢的地位。隨著漢人經濟勢力的拓展與農業開墾的吞食，平埔族群也開展另一頁新的臺灣歷史。
台灣島內族群的關係是那麼的密切，族群邊界也是一直是變動著，族群的界定與族群的認同也是複雜的。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平埔族裔在島內族群政治與本土文化運動的牽引下，要求族群「復名」或「正名」的聲浪一直不斷，例如：噶瑪蘭族、凱達格蘭族、巴則海（巴宰）族、道卡斯族、馬卡道族、大滿族（大武壟）、西拉雅族等等，後來，還參與「台灣原住民族憲法運動聯盟」。1994年第一屆「原住民文化會議」中，噶瑪蘭族裔向前來致意的李登輝總統爭取將噶瑪蘭族列為台灣原住民族群的第十族，後來並爭取社會大眾的連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平埔族群運動與族群認同的問題與所謂的「傳統文化」與「歷史記憶」深深地糾結在一起。
確實，在族群運動與本土文化運動的風潮下，「傳統的文化」與「過去的歷史」透過考古遺址、歷史文獻、老人記憶的重構與詮釋下，重新「再造」了。那是一種「根本」與「源頭」的追尋。噶瑪蘭的族裔不但努力於語言方面的教學與傳統的文化活動，1991年更率先舉辦了後山噶瑪蘭人返回宜蘭尋根的活動，1993年也開始舉辦噶瑪蘭的豐年祭，1994年更積極地爭取族群復名的運動。 圖片來源：潘英海攝影
此外，1994年凱達格蘭族舉辦了凱達格蘭古蹟巡禮與重返登陸地的活動、凱達格蘭族文化資產保存的研討會，更在1996年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的更名典禮中創造了迎神祭舞的儀式。
南部的西拉雅族裔，也無獨有偶，逾1995年擴大舉辦台南縣頭社太祖夜祭的活動。1996年大武壟族裔族裔在高雄甲仙鄉小林村成立了平埔族文物館。同時，1995年馬卡道族裔在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透過老人的憶述復建了傳統的年度儀式儀式，並於1996年展開一系列馬卡道文化重建的活動。1997年以來，更有道卡斯族裔為自己寫了歷史，1998年則有巴則海族裔出版了自己書寫的歷史。
換言之。從史前到當代，平埔族群一直跟著我們在一起。我們怎能不認識他們？瞭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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