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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觀點與邏輯論述(南嘉生)
就如同經濟學由不一樣的觀點有總體、個體之分，倫理、教育也有這樣的角度。我們從掌權者與邏輯、「君權神授」、「天賦人權」的權力來源討論效忠對象、口號的天賦人權與行政權運作原則、權力與政治人物等，剖析政治與教育的關係。
國 民黨的教育中也有這樣的特徵。他將教育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家庭及一般的行為倫理，一個是國家、集體觀點的倫理。這兩者的觀點都有一些共通性。由下而上的 推理，最後就是服從；由上而下的論述，最後都服從於權威利益。這兩者最後的一致性，服從權威，恰恰顯示這樣的教喻在最終是可以統合的，它的利益指向上位 者。仔細檢查這種結論出現的過程，很多都不是按照一套道理很順暢的推論，很難讓人相信這是順著邏輯一路推論出來的結論，而是在推論的過程中，不時出現另一 個前提、假設、變數，讓結論走向另一條「道理」上，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過程彷彿被一個不知道的手（invisible hand） 在控制，以致於最後會出現那個「意想不到」的結論。結論會出現前述所謂的一致性，根本不符合邏輯推論的過程，其中人為操弄的鑿痕歷歷。或者更清楚的說，這 樣的結論是先有結論，後有那樣一連串的說法。但這些說法推論不出那樣的結論，所以才有在論述過程中，一大堆人為操弄的變數出現。我們的質疑與不質疑。在前述過程中，許多在一些基本為人處世、個別社會之間的互動原則上，因為台灣社會強烈染有中國文化特徵，這些涉及傳統文化部分的倫理 與教育，我們與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人是一致的，也就很少有強烈質疑。我們在這邊先將重點放在總體面的倫理，也就是個人對國家、民族的關係。
不同的權力來源所產生的政治思考。在國民黨的思考中，他們依舊認為統治者決定一切。「效忠國家」、「效忠領袖」與「效忠皇帝」對他們來說是同義論述。但他 們沒有想到以往皇權時代，權力來源是皇帝，現在的權力來源是人民。若他們要實踐相同的行事法則，讓他們效忠的對象一如以往是權力來源，他們就應該效忠人 民，不是效忠領袖。如果他們依舊如以往「效忠皇帝」的方式效忠他們的領袖，這樣的做法是與以往方式不一樣。當然我們也同意這樣的「效忠」是操作型定義下的 權力來源運作，不是哲學上的權力來源。皇帝及他的部屬在實際上握有權力，也是他們依序將權力傳下來，所以依照這樣的方式去效忠權力來源，在實際生活上並不 是錯誤。從而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政治的權力來源論述是哲學的，提倡這樣的論點固然可以讓人民爽一下，實際上卻是兩個政治團體奪權過程中的論述而已。
真實的民主政治不應該從行政角度的操作型定義，而應該從整體人民權力覺醒的角度去思考。換言之，一般世俗的權力是在實際運作上確定出來的東西，而在同階段 的權力鬥爭出現難分難解之際，訴諸更高階的權力來源乃是將現實難以化解的鬥爭交給更高階的權力「政治」進行仲裁。這樣的仲裁權在權力出現穩定之後就退出實 際運作，僅僅是想利用的人在施行權力或避免別人挑戰的藉口而已。所謂「天子」的講法就是將世間的權力與宗教的神結合在一起，避免別人進行權力挑戰。這種訴 請宗教的權力乃是權力在層層鬥爭之下，最後經由世間最有權力的人進行仲裁，而以所謂「天」這一個人們看不到的神秘力量作為停止繼續鬥爭的論點。盧騷提出 「天賦人權」的講法，他所對抗的是西方「君權神授」，從而否定君主權力的正當性。這樣的論點主要是翻轉原本權力架構方式，將君主從人間權力的最高階拉下 來，而將人民從權力的最低階拉到最高階。這樣的顛倒關係以使得「人民做主」取代「君主做主」，而讓非屬權力兩端的行鄭官僚將他們的權力效忠對象從皇帝改成 人民。
哲學的權力論述並沒有改變權力在操作型定義上的效果。盧騷的論點引起很多人的共鳴，但在實際上的權力運作過程，官僚體制上的每一個人所關懷的重點依舊不會 是權力的最高階來源，而是他的頂頭上司。因為這種人在實際上才真的是「權力來源」，也真的對官僚體制具有鼓勵與懲罰的影響力。哲學上的權力論述並沒有改變 行政上的權力運作。
逼迫掌權人向權力來源低頭是政治運作的核心要題。在權力運作的角度上，不管人間最高掌權者是皇帝、總統或者國家主席，除非有能力逼得他向另一個有權力的人 低頭，否則他所統率的權力組織的行政本質依舊一樣，人民依舊是被管理的。這其實也出現在傳統社會中。很多人強調傳統社會中的宗教神多麼有權威，但他們卻不 強調這些宗教神和人間最有權力的皇帝、國王之間，仍然是「利用」關係。當宗教神有利於統治者時，他們支持宗教神，當宗教神危害到現實利益時，宗教神就不一 定有影響力。這種現象在非宗教國家的東方是很普遍的。宗教在這一邊固然受到尊重，當相當程度上被隔絕在權力實際運作之外。
利用宗教是不分東西。然而即令在中東、西方宗教國家之中，宗教神被利用依舊是很正常。在中古基督教世界末期，教宗的地位經常是政治人物在盤算實際利益之後 所做的回應。法國就有好幾次囚禁教宗，甚至出現兩個教宗的問題，這都是人間權力玩弄宗教的案例。這其中，亨利四世是很有名的。亨利四世權力弱的時候，在和 教宗對抗時，曾經被教宗開除教籍，讓他感到很恐懼，使得他必須以相當卑微的方式去求教宗原諒。然而當他權力穩固之後，他就不理教宗了，甚至意圖操弄教廷。 馬丁路德的反羅馬教宗行為會引起日耳曼地區國家的領袖支持，相當程度並不是路德的論述多精彩，而是他的講法符合這些諸侯的利益。使得他們支持路德論點，脫 離羅馬教宗的影響。這樣的做法也使得日耳曼地區的教圖、教區不需要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更且讓他們奉獻給羅馬教廷的前留在日耳曼地區，使得他們發展的更 好。
盧騷的「天賦人權」也是一種政治鬥爭的產品。盧騷提出他的「天賦人權」，固然讓人民在政治上進行解放，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鬥爭的口號。透過拉攏人民的方式 來對君主施壓，迫使它們接受某一群人的論述。我們看法國百餘年來的政治鬥爭，他們多是依據天賦人權的方式奪權，但有多少屬於民權強烈支持者，當他們奪得政 權之後，不也透過另一個方式又將人民的權力部分收回來了嗎？甚至藉口「政府已經被人民用選票選出來，政權屬於人民的」，大幅壓縮人民的權力。法國百年來的 鬥爭，與其說是爭取民權，不如說是人民透過各種方式向行政官僚示威，壓迫行政體系向人民權力低頭。換言之，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數年，天賦人權的論點在議會及選舉權確立之後，至少形式上已經達到。隨後近百年的對抗，其實是對行政官僚奪權。
「天賦人權」的人若要發揮「君權神授」的君主那樣的權力，就必須要人民有辦法發揮當主人的條件。一如我們之前對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法國人為權力奮鬥的簡述一 樣，我們不僅要一般選舉等相關權力，還要持續奮鬥，讓整個行政機關的權力為人民所控制，替人民做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思考：怎樣當主人。
「平凡」的論點就是在民主時代當一個正常的國家主人。「傑出」是與眾不同，追求傑出是許多人的夢想，但這樣的夢想不應該在組織、權力上有這樣的想法。權 力，當一個社會上的人所應該擁有的權力不是傑出，而是善於使用。「善於使用」不在擴張權力，而是讓權力對自己及社會產生正面效益。
這種正面效益不是強調人們行使權力必須從社會的角度去想這種動作對整體社會有如何正面的效果，而是在對自己負責、不損及到別人利益的狀況下，發揮自己的權 力。我這樣的論述與彌爾對自由的定義相近。「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權力為限」。權力的行使也應該這樣。當每一個人都有權力時，我們就必須在「權力的 主人」與「社會中的一個人必須盡的一些義務」取得平衡。這種平衡不應該偏重在僅注意到自己的權力享受而使別人受到傷害，也不應該由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別人好 不好而不顧慮到自己的利益。
有人會強調面對整體社會變化，一人的想法與整體社會的角度不一樣，所以所謂「領袖觀點」就是從整體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從而產生和我們以一般「平凡」人的角 度不一樣的思考，產生或許更全面、更有價值的觀點。就如同凱因斯強調「節儉矛盾性」一樣，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節儉是好事。但若每個人都節儉，工廠生產的東 西就沒有人購買，導致經濟衰退，最後使得每一個人都受到嚴重損失。經濟這樣，政治更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個擁有整體面、全面關照社會的觀點。領袖觀點 除了觀點不一樣，而且有其專業的價值。
這樣的論述並不能說錯，但甚麼叫專業？在世界史上已經出現近萬年以上的帝王與官僚體制，他們不僅，而且還世襲，甚至還將整個國家都歸他們家族去館，這難道 不「專業」嗎？但成績呢？民主政治會興起恰恰就是要解決這樣的「專業」，也要否定這樣的專業能對整個國家產生想像中的利益。我並不否認這些在政壇上打滾數 十年的人的確有其過人之處，但這些過人之處是針對國家出現的問題，所呈現他獨有的能力？還是他在某一個時刻的存在並不是由於該事件確實需要他所擁有的能 力，而是歷史偶然的碰觸。他的出現是剛好而與社會需要、他的能力無關？乃至於他在那一個時刻所佔有的位置恰好是最糟的狀況，讓整個國家因為他的「佔著」而 出現難以解決的困擾。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非常多次，政治人物的能力、位置經常和時代的需要無關，也無法推論他們的能力對整體社會國家有著不可取 代的地位。
更進一步說，我們怎樣認定某一個領袖的存在恰恰是解決當時問題最好的人才與機緣？其實在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發現這樣的假設經常是不完全正確。比較戰後民主 與共產兩大陣營對抗的世界歷史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美國一個民主國家，蘇聯是共產國家，他的領導階層不僅長期從事政治活動，甚至以此作為一生職業，且長期 佔有某一個職位。如布里茲涅夫當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及後來的國家主席，不管哪一個職位都是蘇聯最高領導者。葛羅米柯則是二十幾年的蘇聯外交部長。相較於他 們，美國的總統、國務卿（美國的外交部長）則是有任期限制及經常更換。然而雙方交手數十年，我們並不能看出蘇聯這種專業政治人物的表現會比美國更傑出！對 於類似這樣的現象，日本政治人物做了另一個傑出的評述，他們認為在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有著世界級的政治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相較於此，日本卻沒有這樣傑 出的政治人物。但日本有世界注目的經濟發展，但中國卻沒有。以實際資料來說，中國在1978年之後所開啟的鄧小平時代，他們每一個政治人物的表現在世界的評價多不如毛澤東、周恩來，但他們治理的國家所表現出來的成績多比毛澤冬、周恩來統治下的中國傑出、耀眼。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要怎樣去評價政治人物呢？是專業需要？還是制度？
或許有人會問：在所謂「平凡」下的國民教育國家，真的會強大嗎？我不知道。但我要問你小孩所接受的教育是要他在最大可能條件下有用？還是要達成你所謂的傑 出的英雄教育？在正常狀況下，教育既然追尋每一個國民都能接受到的教育，他當然以每一個人都應該在正常狀況下有相類似的狀況與需求，從而設計國民在這樣的 條件下會得到最好的受教報償。至於所謂「傑出」不僅有不同的定義，也因為每一種傑出都不一樣，若要訓練出這樣的人，就必須因應個人需要，設計不同的課程。 這決不是國民教育要追求的目標，也不是國民教育那樣的經費能達成的。
國民所需要的教育應該從國民的需要去設計，而最基礎的設計就是從他們生活中的需要去設定。對許多立場偏統派，或者強烈的深藍軍的人來說，他們會認為若這樣 做，假定這一群國民的基本需要不是要「反攻大陸」、「中國統一」，甚至借用比較時髦的講法，「立足台灣，胸懷中國」，那就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國民教育 了。我反對這樣的看法。國民要不要這樣不應該由你我所決定，要由他們的價值去判斷。而且這些人若將小孩送到台灣以外的地區，如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的國 民教育也不是在教「立足XX，胸懷中國」，他們為何不抗議？為何不將自己的小孩、下一代送回台灣或中國，讓他們有「立足XX，胸懷中國」的機會？由此可以反證他們的想法是在特定條件下設計不一樣的講法，不是真的那麼堅持。
平凡的教育必然從自己的地方開始，然後由自己個人、家庭、鄰里、環境、縣市等等往外推廣。在這樣推展的過程中，每一個教育過程中的問與答，都在問：孩子， 你認為怎樣做才會是最好的？為何是這樣？就你的內心來看，你認為這樣做會是最好的嗎？如果你是別人，你希望別人這樣對待你嗎？你在這一個環境中，到底哪一 個可以讓你感到舒服，又有哪一個讓你深刻的愛呢？這也就是說因為愛你自己，所以要讓你及你生活的環境給你最好的感覺。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與所愛的環境，都是以這樣的態度去愛的。我相信我對「平凡」教育的這樣的講法，會讓很多統派人士感到生氣，他們會認為若這樣強調人與 土地的關係，而土地就是台灣，將會導致台灣獨立的力量興盛。他們一方面畏懼若國民很強調這樣，他們將不會熱愛中國，也就不會和他們有一樣的想法。這將教出 一些棄祖背宗的下一代。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台灣是如此的小，這樣教出來的小孩沒有胸懷世界的大志。我覺得這是思考不夠清楚的結論。如果我講的地方不是台 灣，而是中國，他們一定舉雙手贊成。以往在戒嚴時代不就是在談論及土地時，盡量將中心點貼向中國嗎？而這就是統派最喜歡的教育內容。中國式的教育會胸懷世 界？這是笑話。中國教育的傳統是：偉大的獨立。只要對世界歷史有所瞭解的人都會接受我這種對中國歷史的觀察：孤立文化的特徵。這樣的教育只有中國、天朝與 帝國主義的霸權，怎麼會有世界呢？更不用說近代文明與世界文化。而中國教育的結果不就是中國在清代所遇到的狀況嗎？不就是中國一百五十年悲劇結果嗎？而這 場戲目前正在持續上演，且不知道要到甚麼時候才會結束。
即令我們不批判中國，我們也看不到許多統派人士的批判是標準一致的批判。他們不希望人們對台灣有感情，卻強迫人們對中國有感情，這樣的做法已經相當不合 理，他們更且對自己子女或下一代去當美國人、加拿大人而接受他們西洋式教育而不發一詞，甚且盛讚他們做的多好，更顯示他們對台灣的仇恨。不一致標準的批判 方式本來就不能為人所接受，而在多重標準之下所出現標準亂定的狀況，更使人覺得這樣的人所講的話根本沒有被批判的資格。
依照人的感覺往外推展人的教育。在「平凡」教育的邏輯下，許多人的言行都在不斷檢驗的過程中，逐漸確認他這樣的做法對不對。依照這樣的過程推展到以國家、種族或者nation的 角度來看人們的感覺與教育的關係。我們認為集體價值的高低難以衡量，很多都在於每一個人主觀判斷。我們很難用自己或別人的觀點去認定某一個人要不要為集體 犧牲，甚至也沒有權力在自己處在某種程度下願意犧牲，由此推論別人也應該要勇於犧牲。這些我們僅能透過教導學子一套分析判斷的方法去決定他自己處在甚麼樣 的狀況下要怎樣做決定。這一切僅是個人選擇，不應該透過遇到的答案要求每一個人都這樣做或不做。
實際上，教育僅能教導人們如何在大家都接受、認定公平合理的思考方式，去對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進行他認為有利的選擇。他不應該是給答案的教導，而是給分析方 法的教導。因為我們僅給方法、不給結論，所以這些人在面對這種狀況的選擇，有相當大部分不是教導者或掌權者可以預先推測得到。我們認為這樣的方式比較好。 在我們的假設中，每一個人對自己的事情都擁有最多且最充分的理解，並且在他可能的範圍之內會依照自己的能力與評估，做出對他們最有利的選擇。如果他們不是 這樣做，很可能是選擇的能力或資訊不夠，這就是教育要處理的課題。至於他們的選擇能不能一定稱為理性？我不認為這是教育者一定要得到的答案。我們只相信人 們有權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我們無權規定他們如何選擇他們的命運。連規定選擇的權力都沒有，就更沒有權力決定他們的命運了。
假如我們超越一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或者更具體的說，所謂選擇的個體基礎理論，去看待人們遇到整體性的問題，一如經濟學在1930年 代那樣，傳統角度已經無法得到充分且讓人滿意的答案，必須要有一個超越個人角度的集體選擇論述，如經濟學的總體理論，特別是凱因斯式的總體經濟學，則他們 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一個議題呢？我想這個問題很難有清楚解釋，但一如我們從市場競爭的角度去看待事情一般，他應該有不一樣的決策，當然他們要為這樣的決策負 責任。在企業競爭中，人們不僅處在企業內部有不同高低位置，甚至在企業成長、外部也有不同的位置。如企業經理、總經理、董事長，到企業集團、同業公會理事 長等，他們都是處在企業及競爭的環境中，依照經濟學的推論，他們也都按照理性決策去讓自己及企業的利益極大。而這些決策過程中，當然會出現上位者在理性決 策下，犧牲自己的下位者某一部份的利益，以增加他自己或企業全體的利益。這些在經濟學的推論都是理性決策者，在個體經濟學的決策推論裡面都是對的。
我們以相同邏輯去看待人們遇到集體問題時的選擇。我們認為每一個人的決策不僅會隨環境變化而有所不同，而且他所謂的理性也不是固定，會隨著經驗而有不一樣 程度的選擇功力，並由此做出不一樣的抉擇。然而將這樣的議題放置在社會實際運作下，既然決策者有理性，則被決策者影響到的人當然也有他的理性，根據自己的 利益做出最好的決策。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這些下位者的決策是否好或不好，一旦我們認定：人有理性，決策者是人，他們都有理性。在這樣的狀況下，上位者的理 性與下位者的理性是相同位階。若我們要否定下位者的理性，我們也要同時否定上位者的理性。當然這種各自為政的決策方式會增加尚未決策者的困難，從而增加決 策者的交易成本。不過，這種增加交易成本的決策模式可能不是最差，因為我們無法推論若要避免這樣的交易成本而讓我們在否定下位者有理性選擇的權力時，那樣 的運作方式是不是成本比較低呢？同時，我們也沒有進一步猜測當一個組織或集體互動環境中，若上位者、下位者的理性決策都出現，經過數度妥協、默契之後，他 們其實會產生出相對比較好的決策模式，這時交易成本可能下降，而雙方都理性的決策比上位單方決策更有效率。
比較經濟制度學為上述提供有力的論證。以蘇聯列寧式共產黨所建構的國家就是相信透過中央集體決策所產生的效率、價值會高於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所呈現的答 案卻不是這樣，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效率不斷下降，經濟無效率或浪費的東西越來越多。資本主義卻透過價格機能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所看到的相對價值（在 此可以稱做相對成本。本來價格就是在顯示一種成本），並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我們也看到比較自由的家庭、環境中，小孩的選擇力高，社會成就也比強勢領導、家長制社會的人成就高很多。
當某人因為企業內位置不一樣，所做的決策也不一樣時，他獲許有機會成為類似國家元首一樣的地位，如此，他將會以怎樣的角度看他所面對的國家、社會呢？從發 展軌跡來說，我們認為每當他的地位變化，他的思考就會有所調整。這樣的調整可以說是逐漸看到比較高層、不一樣的問題，也可以說他在資源越多的狀況下，越敢 有犧牲某些利益來換取他自己覺得更大的利益。講更直接的案例，當他遇到節儉的矛盾性時，他的個體選擇與集體選擇將會怎樣處理？將這樣的議題放置在景氣循環 中，其實有兩個論述，並且出現不一樣的結論。我們同意凱因斯的論點，政府要超越一般人的思考，做出更動預期的大動作，以使整體經濟活動有不一樣的效果。然 而我們也要追問這樣的更動必須處理者有相當大的力量與本錢，當然也必須讓人們相信他有能力做出這樣有效的行動。
這種外在力量要改變潮流的作為，乃是站在經濟之外看經濟，他其實是以理性的方式，卻用不同變數在看待事情。政府的介入固然可以不計成本，好像是不理性的。 但整體經濟活動在總體經濟的乘數效果及政府握有課稅權的優勢下，政府不理性的行為卻在租稅上得到正面效果，這是必須要注意的。
熊彼德對經濟不景氣現象做出不一樣的論述。他認為經濟不景氣是經濟出問題的狀況，必須企業、經濟人在這樣的狀況下進行自我校正、調整，他才有辦法將整體經濟拉向另一個高峰，使得原本不景氣得以脫離谷底，走出新局。
我們認為理性決策有隨環境改變而改變，順著這樣的改變路徑來看，他依舊是理性的。當他們位置改變而出現不一樣的觀點時，觀察者依舊是依照理性在看待他如今 位置上所必須注意的新變數、角度，如此他才能以現有位置應付他周遭的挑戰。這樣的層次已經不是教育能做到的，更且不是國民教育能做到的，有賴於個人不一樣 的訓練。將這種特殊狀況放在人們的生活中，我們會發現有機會處在這樣狀態下做選擇的人的確不多。將教育集中在這種少數人才會注意的特殊案例，與其說是正 確，不如說是荒謬。
有人會說：軍人就可能遇到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狀況，而這種情形放置在許多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時，不是偶發，而是經常會出現的案例。推動犧牲教育是必要 的。我們認為這樣的論點在很多時候不一定成立。很多老師都強調犧牲奉獻，但相較於工人，他們也有他們說不出來的犧牲，老闆有很多地方也是這樣。我們很難說 誰是犧牲，僅能說若要獲取超額利益，就必須付出超額勞力。這裡所謂的超額利益，可以是升遷機會，也可以說是別人讚美的滿足。軍人的確會出現危險狀況，由此 政府給予較高的薪水與完整的家庭安全網是必要的。這些都是在相同勞動狀況下得不到的報酬，我們可以說軍人勞苦功高，也可以說在不完全清楚的價格機能運作 下，讓軍人得到超額報酬以補足他們的犧牲奉獻。
許多人會說若給人們太多的自由權力，這一個社會會太亂。我們不接受這樣的論點。許多強調這樣論點的人，他們會提出許多他認為對的理由。但若我們反過頭來要 求它們接受我們的規定時，他又會提出另一個論點來捍衛他自己自由選擇的權力，並強調他這樣的做法是理性、正確。然而若他有能力作自由選擇，又如何推論別人 沒有能力作自由選擇呢？當然也無法推論現在所謂的社會亂象到底是自己自由選擇出錯？還是別人自由選擇出錯？或者現在這樣所謂的亂象僅僅是個人觀念趕不上時 代便化的結論。現況根本不叫做亂。
我們也知道許多老一輩的人不斷強調現在的人多麼自私，不知道奉獻，從而強調集體利益多麼值得尊重，也認為就因為他們那一代如何懂得犧牲奉獻，才有台灣今天 的繁榮富庶。基本上，我不同意這樣的論點。我認為提出這樣論點的人要不是沒有清楚思考過以往的問題，僅是人云亦云的強調他們比下一代的人認真奉獻，不然就 是過份用自己的觀點去要求別人做他根本不一定做到的「偉大」事業。
過去數十年，甚至兩三百年，強調資本主義的國家如英國、美國等，他們的國民每天都努力工作，也絕不強調如何犧牲奉獻，但他們的國家總是蒸蒸日上。沒有犧牲 奉獻的國家發展的很好，為何我們就一定要強調犧牲奉獻才能發展的很好呢？其次，過多的投入固然讓集體得到利益，但當這個集體表現的沒有比別個比較沒有犧牲 奉獻的集體來得好時，我們不應該追問是否我們的犧牲奉獻還不夠？而是為何別人可以在比較不強調犧牲奉獻下，竟然做的比我們好呢？是不是我們錯誤的資源使 用，反而讓整體資源無法發揮比較大的效果？計較制度有時候比計較投入重要。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我們可以發現在集體文化興盛的地方，經常就是專制文化興盛 的地方。他們最喜歡強調的是犧牲奉獻，並且將這樣的精神神聖化，以美化自己。這些人很多都在這種宣揚自己的過程中得到特殊利益。這在經濟活動中經常出現， 不需要特別強調。在無市場競爭的公家單位，比較願意犧牲奉獻的人也多得到他們長官的肯定，進而獲取比較高的地位，他們也得到報酬。在這樣的比較中，我們也 發現相較於一群人努力犧牲奉獻工作，不是也有一群人根本照常態按表操課嗎？若不是這樣，怎麼會有你被提拔呢？某一些主管希望他下面的人犧牲奉獻，不也是提 高效率來增加他自己被更高層的人提拔嗎？這不又是和自己的利益結合在一起？而若有一大群人願意犧牲奉獻的工作，請問為何這一個公家單位要出現這麼多工作讓 這些公務人員犧牲奉獻呢？這如果不是人力不足，就是人力素質太差。而按照我們以往的看法，公家單位很少人力不足，人力素質差才有可能。更有可能的不是這兩 個因素，而是故意怠惰做作，以爭取表現的機會。當然更有甚者，僅是要求別人犧牲奉獻，自己絕不這麼做。
我們努力這樣陳述，目的在強調一個國家應該有的教育不是特殊狀況下的教育，而是常態下的教育。老是強調特珠狀況，這樣的教育難以持久。常態下的教育所出現 的重點不應該單向從統治者的利益去思考，而是從大家都是國家主人的角度。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都是正常的人，要做出正常人才會做的事情。邏輯、人情義理都 將是如此。這當然也將進一步否定來自外在世界、強者所給予相對弱者必須服從、偶像崇拜的教育內容與意識型態的灌輸。
統派人士一定會問：這是為獨立在鋪路！的確。因為人是獨立的，所以教育當然要為獨立在設計。我們的人要當國家的主人，不是奴才，所以我們的教育是獨立的， 不是教國民要依附在別人之下。因為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教育，當然要教導學生當國家主人的方法。所有要別人怎樣又怎樣的指導，都僅是意見，不是命令。「主人 有權力決定自己要怎樣做！」這就是我們平凡教育的目標。每一個國民都是國家主人，每一個接受教育的人都將一樣的知道自己的權力義務，這難道不平凡嗎？而這 種當主人的平凡教育，又怎能說是平凡呢？
（作者為經濟學者，專長為經濟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