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自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2033479.html
March 25,2010
凝視自己 VS. 眺望別人(南嘉生)
教育有兩種，一種是對的，一種是錯的。接受教育有兩種，一種成功的，一種是失敗的。從中國追求近代化（西化的另一種別稱）的角度來看國民黨那種沒有掌握近代化特質的台灣教育，基本上是錯誤的。所以接受國民黨台灣教育的人，一種是錯的成功教育，一種是錯的失敗教育。兩種都錯，而錯的失敗教育所產生的壞效果比錯的成功教育少很多，若要更正的話，錯的失敗教育可能更好處理。
台灣教育特重視智育，智育強的人多能升學，而這些也多是國民黨號稱教育成功的人。智育的內容分涉及人文社會的文科教育，涉及自然現象的科學教育。人文社會教育可以分兩部分。一部份是中國nationalism的教育，一部份是西方民主教育。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與他的當時必須獨裁專制統治、中國專制文化結合在一起，這些恰恰與西方民主教育是相反的。所以國民黨根據自己的利益，中國nationalism是真的，西方民主教育是假的。而且中國 nationalism在教育的考試及上課比重高，所以這一方面接受比較好的，他的成績比較好。這是國民黨人文社會教育的重心，接受比較好的人很容易便成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
在小學，沒有相當人文社會教育程度的人很難將國中、高中的教育學好，也難以升學到更高的大學及研究所教育。因此這些有相當機會可以升學的人，也間接印證他接受某種程度的國民黨所要求的人文社會教育知識。即令他後來攻讀的是自然科學也是這樣。他或許不喜歡國民黨的國文、歷史與地理，但他至少接受國民黨的思想改造。反之，在小學沒有將人文社會學好的人，一般很難有機會接受高中及更高的教育。他們很多在國中、高中（職）時就被排除在教育之外。這些沒有辦法接受比較高教育的人，另一種意義就是比較沒有接受國民黨的中國式教育，包括他的中國nationalism，當然也包括他的思考方式。這一群人與前一群人的影響，就是中國nationalism比較少，那種記憶式的教育對他的影響也比較少。
從政治偏向來劃分，屬於所謂高學歷者，很多其實都是接受完整國民黨教育的人。這些人的中國nationalism比較強，有關對西方專有名詞的知道也不弱，但因為染有太強烈的中國意識，所以當民主與中國利益在一起比較時，他們多支持中國利益，而不是西方民主。這種選擇當然與他們接受國民黨制式教育有關，即令他發現很多現況與教育的內容好像不一樣，他依舊可以在國民黨的教育範式中找到答案。
綠軍，從國民黨的定義來看，可以說是一群教育失敗的人，因為他們很多反應與國民黨的期待不一樣。在較欠缺國民黨那種制式、無推理、塊狀教育、填鴨式強迫記憶下，這一群人面對他們生活上，難以處理的政治與社會選擇時，他們不一定能從教育經驗中得到答案，從而反映出國民黨期待的結果。或者因為教育給他的影響小，他反而不是從教育經驗去汲取答案，而是茫然在那裡，等到有人提出相對更精準的答案，讓他信服。就因為他們是等待著答案，不是有既定答案，要改變他們的看法、作法比較容易。
這些人在生活中也沒有接觸到西方式的邏輯推理教育，即令他生活中會運用推理能力，也多是由其生活本能養成的能力，不是教育得來的。在這方面，他們與泛藍軍是相同的。
在此，我們看得出從推理教育的角度來看，泛綠軍與泛藍軍其實都一樣，在一個沒有邏輯推理教育的環境中出現的人，怎麼可能出現有邏輯推理教育的人呢？然而經驗差異在此扮演相當重要的差異。我們或許可以說泛綠軍是填鴨式教育比較失敗的一群吧？
若我們肯定國民黨式的教育，泛綠軍在那樣的體制中算是失敗者，他當然要引受失敗的代價。然而若那樣的教育是錯誤的呢？我們又要怎樣看待在錯誤教育下的失敗者呢？
在我們一片強調強調接受較高教育的聲浪中，我們很少反省哪樣的教育才是正確的？在比較先進的國家中，他們就會有這樣的討論。如果西方國家是台灣近代化學習的楷模，而他們又有在討論對的教育與錯的教育。那麼，我們要怎樣看待我們自身的教育呢？
失敗與成功
從國民黨教育來看綠軍所接受的教育成效，他當然會說這是失敗的產物。然而若我們想要為這樣的狀況提出強烈的辯護與反駁，要怎樣做才能說服社會大眾呢？我很困擾。我的結論是：他雖然可以躲過國民黨教育的荼毒，但總的來說，他依舊是錯誤的失敗教育。
綠軍的成功不具有強烈的社會、經濟意義。看過偉伯「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人都會肯定基督新教的教徒與舊教（天主教教徒）教徒有明顯差異，而比較不喜歡文法教育，強調學習技藝的新教徒不僅發展出新的生活價值，也發展出新的社會。依這樣的角度來看反國民黨文化的本土、反中國的泛綠軍，他們既然反中國及反國民黨教育，那他們反之後又替他們自己創造出怎樣的利益呢？也就是在我們不接受國民黨設計出來的這一條路，我們又走出怎樣的路？讓泛綠軍展現出比泛藍軍一樣好或更好，從成就來肯定自己的選擇？沒有。換言之，在反國民黨的運動中，泛綠軍沒有在教育方面展現他們獨有、特殊風格與利益。
考察國內對支持與反國民黨教育，所呈現的價值變化差異，我們可以看出反國民黨教育僅是關心台灣且用心教育的人所思考出來的答案，但他們並沒有提出一套說服自己與週遭人群的教育規劃方案，使人覺得我不需要接受國民黨那樣的教育規劃，也能走出一片天。國民黨教育至少在幾個角度是不能被否定的，而這是台灣派的嚴重缺失。例如：台灣派有沒有取代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教育的教育內容嗎？換言之，取代中國nationalism的台灣 nationalism課本？
當我們批判中國教育沒有西方式的邏輯訓練時，拒絕國民黨式教育的泛綠軍是否從「拒絕」後的行為展現出他的拒絕比較正確呢？或者發揮出比較重視推理的特質，從而在生活層面上出現比誠心接受國民黨教育的泛藍軍有更好的表現呢？
這些都沒有。這也就是說拒絕國民黨不等於你將會有比較好的生活出路。
環境因素影響一個人的發展。我們瞭解環境對一個人的成就影響很大。在一個有利於泛藍軍思考、發展的環境中，拒絕泛藍軍的想法等於讓自己自絕於比較好的發展機會，對一般人來說，這是不智的行為。這可以從許多很綠軍的知識份子在一些團體活動中，也不一定敢對那些欄通通的論點提出綠軍論述，即令這些藍調論述是多麼的不合理性。因此環境因素對一個人的發展的確有影響，這也是泛綠軍的發展比泛藍軍更困難的原因之一。
檢視我們的環境，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屬於國民黨設計的環境，這一個環境不一定講西方式邏輯，但順從國民黨的思考模式卻可以生活的不錯。
在深度檢討台灣環境與綠軍努力後，廣義來說，泛綠軍並沒有建構一個屬於理性比較有優勢的生存競爭空間。光只有在錯誤的教育前提下，失敗與成功的教育並不能推論出誰會比較優勢。甚至我們只能說若都是錯誤的，成功不能推論出有其教育成功的優勢，而失敗者也無法推論出他會比成功者更好。更何況所謂失敗者並不是主動要讓他失敗，而是在那樣的競爭機制下存有一些條件而無法在競爭上取得優勢，所以我們很難說失敗者有機會反蒙其利下存有一些條件而無法在競爭上取得優勢。綠軍有比較可以發展理性推理的空間，但卻沒有從這一方面繼續努力。
比較藍綠軍的教育，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接受資訊的經驗以外，其實雙方的教育差異很小，而附著在成功者身上有太多有價值的職業訓練，也有很多社會正面價值，所以所謂接受較失敗教育的綠軍想要扭轉他們是教育的失敗者這樣的印象，其實相當困難。
真實的「我」
然而即令這樣，我認為泛綠軍依舊有辦法創造出不一樣的天空。這個不一樣的天空，就是面對真實的環境和「我」，
當我們仰望台灣的天空，我們發現那就是我們所生、所長的地方。這個地方有許多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活生生的、有價值的記憶與發揮空間。從這一邊發展出來的東西，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並由此可以展現出你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我很難清楚講出這樣的效果，但我可以舉文藝復興的價值與之對比。
在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前，歐洲許多地方都處於基督教（舊教，也就是天主教）的世界，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是在讚美上帝、追尋大審判的價值，沒有人正視現在生存的世界、現實的價值。然而文藝復興時，義大利出現許多大師，謳歌自己生命與現實價值，將人們關注的重點拉回現實，這樣的改變引動歐洲後來許多變化，使得近代歐洲的產生。
理解中國歷史、文學與文化發展的人，或許有一些疑問。為何在中國文化中所謳歌的一大堆東西，有帝王、國家、偉人道德等等所謂的大傳統，為何就是沒有自己、家鄉與個人呢？也就是說在帝國大帽子下，許多文人的生活、資料留存的重點都是以帝國為主體，甚少注意到個人、民間生活的價值。強調帝國、道德與國家才是重點，強調私人難以成為眾人接受的要點。表面上，帝國、道德與國家依舊是現實世界，但在中國這種廣闊的國家、家族主義下，個人在此是沒有價值的。人們關心的重點依舊是飄渺的東西。中國這樣的現象其實與他中央集權的文化有關，整個體制最重要的力量都集中在首都，並由此展現出他的文化生活，離開首都之外，就沒有 city，也沒有由此產生的civilization。除首都之外沒有city的國家，它就是一種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也就是在農業的 agriculture展現的culture。這裡civilization與cultrure之別主要展現在到底是怎樣的力量推展中國文明發展呢？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中國集中所有資源多在發展以首都為主體的城市文明，其他城市的功能在中央集權體制下，許多創造文明的動力多被剝奪。理解中國城市文明的人會發現，中國在春秋戰國之後，能夠被稱為是好的城市建設是寥寥可數，杭州、楊州、未被建都前的開封（後來北宋的首都汴京），除此之外，我們很難看到有名的城市建設。即令是這樣，楊州是本身頗具城市發展條件，杭州建設並不是從擴大人民福利的角度，而是有名的詩人、文人到那一邊當地方主管所建設的、偏向享樂的城市建設。沒有城市推展的文明動力，我們時再看不出中國文明的發展有何龐大潛力？
人才要發揮的空間在哪裡？首都既然是發展主體，則在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地方，那些人才就沒有發揮的想法。每一個地方的城市都僅強調將地方治安處理好，基本的農業功能顧好，讓人民有辦法生活的可以，那就是他們努力的重點。這些人才不僅荒廢每一個地方的建設，而且他們精力所著重的地方依舊是政府主導的幾個重點，文學、唱遊，其他就不是他們要的重點。
中國以首都為主體推展的文明，內容既然狹隘，發展的地方又很集中，一旦首都被毀，這個帝國幾百年來發展的城市文明就等於銷毀一大半。這或許是中國發展數千年，他們在秦漢完成中央集權統治之後，其文明發展相對很少的重要原因。
從台灣出發。泛綠軍的文明發展重點與策略應該與一般他們所認知的中國文化不一樣，同時也不應該好高騖遠。目前台灣呈現的文明與其說是「我們」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嫁接在西方文明、日本文明與中國文名之上的發展。表面上他非常蓬勃發展，也出現許多令人羨慕的物質發明與一些精神文明，但深入觀察這些發展都不是有深刻的根植特性。所謂根植特性就是擁有這樣技術的人對這種東西瞭解非常深刻，乃至自身可以有繁衍、變化、逐漸茁壯的能力。我們現在看到的上述三種文明都可以在目前生活在台灣的許多人身上看到，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說這種文明是他終身信奉，並且可以內化在自己身上，從而發展出一套在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東西。我們當然不可以說他們沒有努力，但他們的心不是轉化、內生在這一塊土地、這一群人，而是想盡辦法要將這些東西再次外移，從而有種「飄移」的特性，而讓人們無法相信這種東西可以根據台灣這塊土地的風土民俗，走出有自己特色的東西。簡言之，他是一種「長安不見使人愁」的東晉文明特性。東晉這一群人的努力都在為遙遠的中原在奮鬥，一種「不地著」的風味。在台灣，不分藍綠都有這樣的特性。綠軍是不知道如何「地著」，藍軍是不僅不知道「地著」，就算知道也不要「地著」。
內化之後的文明發展，他才有持續性。檢視台灣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文明在台灣是一波波的洗禮。西班牙來了又走了，荷蘭來了又走了，相同狀況也出現在滿清文化、日本文化為台灣的影響。每一次新政權帶來的新文明都為這一塊土地的一群人進行改造與屠殺，然後根據統治者的需要，重新建構他們所要的台灣人民與形象。我們看在台灣民主化之後，許多人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人，不是先後將他在台灣發展的事業移往台灣以外的地方，特別是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國中國，那麼台灣這一群人、這一塊土地給予的各種政經資源呢？於此就全部浪費。這種「不地著」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他們不準備「地著」在台灣，就因為台灣不是長安，與台灣是不是他的故鄉，其實關係不大。然而，當綠軍要脫離中國這種「不地著」文化時，表面上好像他吃很大的虧，實際上若考量幾百年來的世界文化過水台灣的現象，就會發現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地著」是一種困難的心靈改造。一群人想要從以往信仰、接受的文明中脫離，並發展出一套自己強烈感受的新事物、信仰或文明，實際上並不容易。當馬丁路德要發展他路德教派的新教倫理時，他本人也經過強烈的掙扎。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他，也出現在他的追隨者身上。而其現實的利益要如何設定與呼喊，也是經過許多人的努力才成功的。這樣的現象其實有龐大的民族覺醒運動，並且持續推展。例如赫德對日耳曼人的重新論述，讓原本認定「由於野蠻的日耳曼人南遷導致偉大的羅馬文明崩潰，並因此進入黑暗時代」的西方歷史定論，改成由於樸實的日耳曼人出現，讓頹廢的西方文明獲得生機，而黑暗時代也改為新歐洲文明發展的契機。甚至提出西元1500年的文明發展，是阿爾卑斯山北麓的民族取代南麓的民族，北麓的大西洋文明取代南麓的地中海文明。這種翻轉西方歷史觀點的重大發展，絕對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的，然而就是這樣偉大的文明工程，才能創造新時代的新觀點。也是台灣民族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並不是要打倒某一個民族、文明，而是要追求屬於我們自己應該有的自信。在中國文化有幾個特色，將資源集中到首都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歧視邊疆、不是首都或首都附近的、中原的人。因此在那種文明薰陶過的人對別人有強烈歧視，台灣處在中國邊緣就會被歧視。台灣本省人過去數十年不就被外省人歧視嗎？處理這樣的現象，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自我證明是值得尊敬的文明。
我們也要充分瞭解這是一條長遠奮鬥的路。日耳曼人要從長期被歧視的狀況下，進行自我的心靈解放，本來就需要有許多因素。除了內心奮鬥之外，還需要追尋自我肯定過程中的心靈煎熬。這一條路是否會成功？到底要走多久？會遇到怎麼樣的困難？說真的，誰也不知道。這樣路就像是追尋自我解放、尋找神旨的過程一樣，絕對是如一個人從矇懂到信仰堅貞一樣，我們必須忍受挑戰與粹煉。
尋找我們的路
尋找「地著」的思想改造與方法是綠軍第一要做的事情。我們認為「地著」有兩個東西要考量，第一要在這塊土地上與這一群人一起發展，並且由這個環境中發展屬於我們的東西。第二要將外來的東西吸收，變成台灣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並由此發展出有那一種風格的台灣文明。
若從地理的角度來看，讀中國歷史的人會發現他們很強調中原文化，並發展出肯定中原、肯定血統的法統、正統論述，與之相比，南方，特別是江南、杭州以南的地區，多被認為落後、未開發地區。各位仔細想想，與台灣關係密切的福建、廣東東部，甚麼時候被當作文明的地區呢？沒有。然而若我們更仔細分析中國歷史，就會發現在唐朝時，廣州已經發展出重要的貿易港口，也是唐朝引進阿拉伯文明很重要的路徑。宋朝之後，福建已經發展成重要的貿易地區，福建的商人蒲壽庚，他的財力支撐南宋帝國，直到蒲壽庚投降元朝時，南宋帝國就因此覆亡。隨後，福建的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
中國自南宋以來，福建一省中舉的人數遠遠超過他的人口比例，甚至曾經高達中舉人數的四分之一，導致當時的朝廷設定限額，不能讓福建中舉的人過多，影響其他省分的利益。然而在我們的課本中卻很少提到這一部份的歷史。
考察中國東南民族的發展特性，很清楚可以看出他們是海洋民族。他們許多經濟活動與對事情的分析判斷等，多與海洋的特性一樣，與大陸國家不一樣即令在中國共產黨強力統治之下，福建外移人口所展現的行銷與合作態度，也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移民有不同的風格。如果不強調他們都來自中國統治地區，我想很多外國人是看不出福建人與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是同民族的。
實際上，我們分析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各地商人展現的風格也有明顯差異，而總是和台灣那種對外貿易、經商的策略不一樣。台灣是中國民族嗎？其實很有疑問。最多只能說台灣本地人的經商手法與中國福建的人相近，但相近並不能說相同，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經商手法差異更大。
獨力發展出自己的文明是決心的結果。瞭解台灣的獨到性之後，我想台灣人應該在幾個角度下重新反省自己民族與自己的路。
有自我的路 VS. 沒有自我的路
台灣現在要走的路，其實最有信心的想法是：我要走真實的我。很多人會認為假定台灣若走向獨立，特別是想要從自己的文化方面追求獨立，這樣會不會太辛苦了呢？中國已經有相當偉大的文明，為何台灣要拋棄這麼好的文明背景，自己再去創造文明呢？台灣本省人要思考：「假如那個文明不是我們的，為何我硬要認為那是我的文明，並且要在他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文明呢？如果要這樣張冠李戴，那台灣現在就去承繼比現在中國文明更有活力、更有優勢的美國、歐洲、日本文明不是更好嗎？另一方面，人們應該考量是自己有沒有很用心在發展自我，讓自己更好，而不是去比較我是否有個文明的祖先。因此，我們要確認走自己的路。這比找有名的祖先重要。
走自己的路就是問自己想要怎樣走。所以每一步都是我們自己要的，也是我們自己的，這樣的人生、民族發展的路對自己更有利益。我們當然會遇到許多困擾，甚至會遇到重大挫折，但我們屬於後進新文明，有相當多先進文明的發展軌跡與案例讓我們參考與學習，發揮所謂後進者優勢的發展利益。荷蘭文明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荷蘭想盡辦法從當時全世界最強的帝國-西班牙帝國手中獨立，他出現的困擾遠比我們想像更多。但因為國家發展與變革的大權都在自己手中，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問題去解決，不用去請示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他們設計出來的新經濟制度，並且讓荷蘭這一個歐洲小國變成歐洲最強的海權國家，也讓許多歐洲國家對他刮目相看。美國也是從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殖民帝國-大英帝國-手中獨立。美國當然也遇到許多問題，而且他的問題與他以往的殖民母國-英國-不一樣，很多都是他自己首先遇到。但他卻一一克服，創造世界第一強國。
新文明、新國家也不一定要是強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從幾個大的殖民帝國便成到目前為止197個國家。這其中很多國家也不是很富強，也不一定有自己的文明，但這些國家卻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在藍綠對抗下的環境中，綠軍能不能創造出自己不同於泛藍軍的新文明嗎？我認為可以。
從文化與教育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肯定西方文明，並且努力要學習西方物質與精神文明，我們也就會重視西方教育與文化中的邏輯推理。
在邏輯推理的環境中，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會有兩個很大的差別。除了前述邏輯推理外，他們會透過推理對他們所遇到的東西進行整理。「根據某個原則、角度，哪一些東西在推理之後，道理是相同的。」而經由這樣的推論，也會出現哲學式的思考與歸納，對許多事情進行抽象思考。這種含有邏輯與哲學思維，特別是西方哲學思維，將會展現和中國文明不一樣的風格。
從經驗角度來看，泛藍軍強調從經驗去研判事情，泛綠軍會改造成從事物本身去看事情變化，從而去判斷事情變化。這樣建構的處事風格將會實事求是，與中國文化那種從過去或經驗找解決問題不一樣。泛藍軍那種文化必然會走向保守與不敢和經驗多抗衡的處事風格，但泛綠軍不會。
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差別可能不多，然而長遠的發展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屬於進取的、本土的綠軍將因持續性、不是重複性的努力，建構一個與中國文化圈不一樣的新國家。這樣的新國家其實就是近代化的國家。
（作者為經濟學者，專研經濟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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