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attao Allen 馬卡道.艾倫: 轉貼:人政-從平凡教育的眼光檢驗國民黨的政策[南嘉生]

2010年5月6日 星期四

轉貼:人政-從平凡教育的眼光檢驗國民黨的政策[南嘉生]

引用自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2309807.html

人政-從平凡教育的眼光檢驗國民黨的政策(南嘉生)

在國民黨的訓練體制中,很多受影響的人都會說國民黨對台灣有貢獻,但在平凡教育的角度,這樣的認定是有問題的。

許 多人都說十大建設對台灣經濟多好,從而推論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有多大。假定我們接受這種推論,那麼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都曾經對蘇聯、中國有相當重大 貢獻,依照之前的推論方式,我們也可以肯定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統治他們國家的合法性。如此產生肯定獨裁、極權統治,也讓所有反對他們的人喪失正當性。 也就是說當我們肯定國民黨、蔣經國,也就肯定他們所反對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
蔣 經國政策的問題不在他對人民好或不好,而是他取得權力的正當性為何?從而在比較基礎上推論權力運作的好或不好。蔣經國的權力取得若有瑕疵,怎樣推論他這樣 做會好呢?更何況在許多史料證明蔣經國在掌握權力的過程中,產生許多壓迫人權的行為,在這個基礎上讓他有權,並且也讓他獨佔台灣的一切。台灣人民今天對他 的一切懷念,與其說是他真的很好,不如說他在封鎖知識成長、文化與資訊下,經由政治運作搞個人崇拜,由此產生我們對他的崇拜。請問以這樣的方式搞出來的成 績,值得我們尊敬嗎?

「假定沒有蔣經國,台灣會不會更好?」這是一個講不清楚的論證,但與這一個論證可以比較的是:假如 可以再來一次,你希望那樣的發展過程嗎?這種思考是從彌爾的自由論推論出來。「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限」。政府的權限受到憲法及人權公約的限 制,並不能為所欲為。因此在民主國家中,你要過怎樣的人生是由你自己所決定,而你旁邊的人要怎樣過他的一生,也是由他做決定。兩者之間的選擇都以不侵犯他 人的自由做為界限。政府若有怎樣的目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受到憲法與人權公約限制。所以不管你及你支不支持蔣經國的十大建設,甚至設定在他沒有推動白色 恐怖的狀況下都可以。只要他侵犯憲法與人權,你周遭的人都有權力反對由這樣造成的人生,即令這樣的人生比較好也是一樣。

價 值是主觀的。或許有人會認為:一個比較好的人生你為何不要呢?這就個人與集體都不一定成立。在哲學上,人只有一次,他為何要讓渡這樣的選擇權來滿足某一些 人認定的比較好的人生呢?較好的經濟生活僅是人們選擇時會注意的一點,卻不一定是唯一、最重要的一點。更何況每一個人的選擇不一樣,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去要求別人也應該和我們一樣。「怎麼樣是好的」很主觀,每一個人的觀點不一樣。

建設與誰允許的建設。如果我們肯定自己的 想法,那我們要怎樣看待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呢?我們認為有幾個重點。在形式上,戰後世界各國幾乎都有重大建設,僅台灣沒有。誠如鄭自財、黃文雄的講法一般, 為何國民黨在台灣所作所為不能和世界各國一樣呢?因此蔣經國在刺蔣案之後所做的事情,僅僅只能說符合世界行情,不能說他有重大貢獻。在時間上,為何戰後很 多國家都有這種建設,獨拿美國非常豐厚援助的台灣沒有呢?而必須拖到蔣經國掌權,他父親,當時的蔣介石總統才允許推動這麼重大建設?時間點的挪後到底是正 義?或者不正義?誰允許這樣的建設內容與時機?蔣經國的建設固然轟轟烈烈,但他所動員的國家資本到底是經過怎樣的民意審核通過的呢?有人會說大有為的政 府、專家規劃等等理由,但這些都僅是口號與想法,納入政治運作程序來檢討都不成立。政府施政的第一要義不是「有為」、「專家」,而是民意基礎。僅僅重視 「有為」、「專家」其實是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特色,也恰恰是民主政治所排斥的。這其中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權力運作的程序正義問題。他的重要性在於讓權力在 可控制範圍之內,以使人民的權力、國家的運作不被特定人士、集團所控制、影響。這是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為何民主國家的國民,他的生活自主性、福 利比專制國家好,而這樣體制下的國家發展有連續性且長遠發展比較棒的原因。

法律程序的意義為何很重要?M.Weber在 他的「基督教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提到,要發展富裕的經濟在人類歷史上所在多有,但他們都沒有出現類似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Weber認為西方 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不是有錢人,也不是經濟發展良好,而是他有一套異於其他文化的東西。套用這樣的思考,光只有經濟發展良好不能推論這就是在我們這樣的新 社會架構下所想要的結果。不然光以經濟發展良好,江澤民、胡錦濤統治下的中國難道不是經濟發展良好嗎?然而那樣的社會竟是我們想要的社會?那樣的經濟發展 就是我們追求近代化的結果嗎?

近代化的本質是人民的

近代化是限制條 件下的新社會。蔣經國的十大建設與經濟建設僅能說是富國強兵的一環,但這樣的做法不能達成近代化所要的結果。在歷史上蔣經國那樣的繁榮經濟國家並不少,但 這些國家、朝代僅能說「榮景」、「XX之治」,但他們不是近代化。兩個本質不一樣的東西,僅外表相同,怎麼可以相提並論呢?

近代化是必須 在自由、平等與博愛精神建構出他的新體制。他必須要有獨立的司法、個人主義與自由的精神。這些東西在實踐過程中又會多出許多相關概念,例如尊重私有財產、 隱私權、個人選擇、容忍等等。在這樣的精神運作下,我們會看到每一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且追求自己的目標。

自己生命的價值是很重要的。在這樣的體制運作下去,每一個人是以如何建構並實踐自己的生命價值為其奮鬥的目標,生命的價值乃是自我實現,不是整體實現。不是以國家總體發展所設定的目標作為他努力的唯一目標,也由此去評估自己及別人的價值。

或 許有人會攻擊這樣的思考叫做有個人、沒有國家,是一種極為自私的想法。然而會有這樣的想法就是他背離近代化設定的目標。在近代化的思考中,自由是相當重要 的。上天既然賦予一個人生命,就有其實踐生命價值的目標與意義,而要實踐這種上天給予責任後,然後以他得以載世間活著的生命去實踐時,就會被追問到底哪一 種使命是上天給予的?這個責任除了他自己去選擇外,任何其他人幫他設定的,都有代替上天下命令的嫌疑。這種選擇生命發展目標的權力要充分發揮,就要這一個 人有充分的選擇自由。我們無從推論個人經由這樣的選擇,必然是上天要給他的責任,至少他自己的生命要自己去面對上天給他冥冥之中的考驗與協助。

環 境或者掌握環境的權力在很多時候是許多人透過各人或組織運作所創造的。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在前述上天、個人奮鬥等哲學或神學思考下,當大家相信「凡人都要 服從上天」的命題下,「人」所創造出來的這樣組織,其最重要做的工作就是依照上天的意旨去做。當他有辦法或最主要的影響之一是對個人時,他們要做的,就在 實踐組織或者個人目標中移動。然而如前述那樣,既然個人或人類組織不能取代上天來決定人民的生命發展,則組織對其組織內或組織可影響的個人,就不是去決定 這些人的前途,而是協助他們去尋找他們想要的目標,並且協助實踐他們的目標。

在前述的論證中,個人面對組織,不是服從, 而是檢驗。「到底這樣的組織有沒有努力協助他周遭的人去實踐生命?」凡是想要影響、控制人民的組織,都應該是人們在實踐生命過程中要排除的對象。 Voltair說:「我雖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拼命維護你說話的權力」。這種「維護」不僅包括你說話的權力被侵犯之後,我要協助你反抗,也包括當這樣的權力 在形式上被尊重時,我們也要協助在實際上被肯定。同時,這樣的協助所針對的就是權力被捍衛,而不需要去檢討所想要控制的那個權力者到底是好人或壞人,甚至 不需要考慮這樣的控制是對或錯。例如在非常時期所出現控制言論的說法,僅能說在實際操作上有這樣的必要,但這個「有這樣的必要」僅是思考上、現實上認定他 具有實際價值,卻不能說這樣做是有正當性的,也有正義性的。因為不對的行為就是不對,不能因為他實際產生價值就可以合理化他錯誤的行徑[1]。 當然有人會批判這樣的思考是過份不食人間煙火,難以作為實際生活上檢驗的標準。不過,正義既然是抽離自現實所出現的道德概念,而成型的論述是這一個概念, 而不是在許多限制條件下才出現的概念,我們就不應該在運作這個概念進行評論時,自己又加上一些現實考量或限制條件,然後強調我們這樣的論述比較正義。那是 扭曲正義原意所出現的「你自己」的新「正義」。

在前述的論述中,國家這一個組織既然在實踐人的價值,個人與組織間的關係 就不是服從。當許多人強調國家的價值時,他應該考量的,不是要效忠國家,而是救個人行動的責任角度去看待他與國家間的互動關係。當一個人願意拿出個人較多 的東西來讓整個國家這一個組織得到更多利益時,這中間應該考量的不是個人的熱情,而是國家在以往與未來會給這一個人多少主觀或客觀的利益。這兩者之間的互 動之所以不能透過感情,乃在於人在其他地方的互動都有精密的利益計算,為何他跟國家之間的互動就要用另一個原則去規範呢?更何況有很多人強調要以熱情擁抱 國家,那也僅是其個人感受產生對國家的回應,並不能因此推稱每一個人都應該如此[2]

從法律上也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法律將政府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允許人民依法告政府。意指政府與其他個體,不管是自然人或法人,都有相同的責任與義務。既然這樣,為何在某一個組織之下的人對待他的組織,就要用其他的相互關係去處理呢?

集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不應該建立在熱情,甚至不應該被某些人的激情而引動某一些特殊處理的待遇。

個人行動的意義

這 樣論述下的個人行動,其重要意義是個人負責任。社會所展現的各種現象本身或許有上天的意義,或許有個人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許多個人覺得「有意義」的行動 所出現的現象或集合狀況,但我們卻無法由此推論他必然會事怎樣?甚至不會事怎樣。因為在邏輯上,選擇既然是自由的,如此眾多有選擇自由的個體所出現的現象 是甚麼?並沒有人有辦法或曾經成功、有意義的證明他將是甚麼。

假如這樣的選擇出現的是不快樂的人生,或者說不是經濟繁 榮,我們要怎樣去評論呢?我們認為既然人生是自己的,當有許多人選擇那樣的人生,我們最多僅能做說服,卻不能推論這樣的做法必然是不對的。若我們不想要這 樣的人生,「離開」是一條路,然而卻不應在否定他們生活價值後,又想要改變他們的人生。

搶奪人民選擇自由的作為,能夠給 予「偉大」的評價嗎?怎樣去評估蔣經國所謂「偉大的十大建設?我們認為那僅是一個執政者的經濟政策而已。我們或許可以從這一個政策發揮了正面效果而有正面 的經濟價值的論述,也可以僅就這一個政策,為他有這樣的決策而給予肯定,但這些並不能由此推論他應該得到在另一個邏輯、概念如「偉大」這樣的稱譽。就前述 我們的分析,蔣經國的權力來源有問題,建構的統治邏輯違反近代國家的精神,這樣的人不應該在近代化的評判邏輯下得到正面肯定,也不應該就他所創造的經濟榮 景給予近代化體制下的正面肯定。一個背離近代化精神的政治運作體制與結果,本來就應該在近代化邏輯下被批判,不應該因為他的結果好的,所以給予正面的近代 化評價。

近代化的精神是人民的自由選擇的精神,也應該從這樣的人民角度去思考近代化的東西。若人民是近代化的人民,他們 就應該從他們近代化的精神去思索在任何一個時空下,周遭或自己的舉動在近代化的角度下是甚麼意義?當他們的選擇自由這剝奪之後,我們並不能推論被剝奪之後 的狀況必然比擁有選擇自由的狀況更好,我們也不能推論當被剝奪之後出現的感覺良好的正面價值逐漸成為他追求的目標之後,他會轉過來再一次肯定或否定選擇自 由。乃至某人的某些選擇是有心人有意的引領,讓他發揮所謂選擇的自由,從而發之內心的肯定喪失選擇自由的選擇是正確。然而一如學者應該堅守他所受的學術訓 練、評論者應該從他的立論前提來設定評論標準,並且堅守原則(不顧一切)的就這樣進行評論,或者稱所謂信仰堅貞等,近代化有其標準,就應該就這樣的標準評 價,不應任意更動。近代化的人民觀點就是人民利益的近代化觀點,這其中既包含人民,也包含利益與近代化,乃是在重重條件下的概念。蔣經國所做的事情到底怎 樣?這是一種事實,但他的價值是觀點上的產物。當他背離人民,不管他怎樣愛人民,都應該從近代化、近代國家的觀點上被否定。那不是他沒有給人民好,而是他 那樣的好根本不是人民想要的好。

從這樣的脈絡來看蔣經國,其實他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掌權、富國強兵,他依舊在傳統價值上 去追求他心中的夢。從中國較接近近代國家意義的孫中山角度來看。他父親與他其實是三民主義的叛徒。他們所建構的路線固然在對抗反孫中山勢力上有相當努力, 但他們的努力卻是孫中山要反對的對象。這樣的歷史一切弔詭與其說是無奈,不如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怎樣去實踐三民主義或者近代國家,僅能從他們所接受的文化與 訓練去思考要怎樣去處理他們面對的事情。

更從他們掌權的形式來看,這樣的政權不僅不能說是近代國家,更且應該批判是近代國家的敵人。

[1] 哲學的思考應該超乎人際利益的盤算。
[2] 這一邊有一個爭議。為何強調國家利益的人多是外省人,反而本省人比較少呢?很多講法是從他們受難、與國民黨的關係密切去研判,所下的論點。但另一個角度, 在他們與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互動過程中,是不是也擁有相當多的利益,以致於他們願意在得到利益的狀況下去替國民黨、中華民國講話呢?我們看當國民黨掌權 者改為本省人的李登輝時,這些外省人所做的反應,根本不是因為李登輝-國民黨而產生效忠的意識,就可以看出他們所做的反應。

(作者為經濟學者,專長為經濟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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