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自
JRF Newsflash 民間司改會剪報 電子報
曹董之怒 凸顯什麼問題
2010-03-25 中國時報
林峰正／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聯電董事長曹興誠不滿被檢方起訴的和艦案在第一、二審法院獲判無罪後，又因檢察官不服上訴遭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乃於高等法院法官開庭時痛責司法，拂袖而去，還放言不再到庭，法院若要他來，直接拘提便是。
不僅承審本案的法官，甚至是全體法官都沒有經歷過受審被告這樣「高規格」的對待，若說法庭的尊嚴沒有因此受損也太掩耳盜鈴，承審的法官當然可以繼續「依法辦理」，只是這事情的背後卻也透露出嚴重的制度問題。
嚴格說來，曹董事長將脾氣發在更審的法官身上是有些找錯人了，因為執意對他的一、二審兩次無罪判決「依法上訴」的人是檢察官，將無罪判決撤銷發回更審的人則是最高法院法官，若認為這次發回更審有誤，更審的承審法官也是間接的被害人，平白多了一個待辦案件，還要成為曹董事長的出氣筒。
問題在於，為何我們的法律容許檢察官無限次數的上訴？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為根據司法院的統計資料，日前纏訟超過十年以上的案件超過二百件，法官們為何會延遲無法斷案，早已成為眾矢之的，咸認為正義不該遲到，拖延時日本身已對人民適時接受審判的權利造成傷害，流浪法庭三十年的案件即為明證。另一方面，案件遲遲不能審結確定，與檢察官不斷上訴也息息相關。
檢察官掌握了國家賦與追訴犯罪的公權力，同時也配備了應有的偵查資源，當檢察官針對任何一個案件偵查終結起訴被告時，理論上已窮盡偵查手段蒐羅被告所有可能的犯罪事證，呈現在法庭供法官作為諭罪的依據。若法官踐行充分的調查程序最後判決被告無罪，意即法官否決了檢察官認為被告有罪的主張。此時要思考的是，檢察官可以再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嗎？
有人會說，若被告遭判決有罪時可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為何檢察官的主張不被法官採納時就不可再有一次讓上級法院重新審查的機會？檢察官與被告都是訴訟程序上的當事人，基於武器對等的原則，理應有相同上訴的權利才是。問題是，國家在檢察官偵查犯罪時早已賦與強大的偵查權能，舉凡發動監聽、搜索、扣押、限制被告出境或乾脆聲請法官准許羈押被告，如果檢察官窮盡所有的偵查權力都不能在法庭上一舉將被告定罪，我們還要容許他們有補考的機會嗎？相對而言，被告在檢察官的強勢偵查作為之下，到底要忍耐多久？
美國司法史上最受稱道的檢察總長羅伯傑克森曾說，檢察官是掌握最大而不受節制權力的一群人，歷史早已證明此點。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當然必須對檢察官的上訴設限，否則他們會更恣意而為且肆無忌憚，也不必檢討是否有濫用偵查權力，胡亂起訴的情形。
最近法務部兩大首長同時出缺，新任的法務部長曾勇夫號稱「勇伯」，即將由立法院同意出任檢察總長的黃世銘則有「司法鐵漢」的稱號。「勇伯」加「鐵漢」的搭配除了要展現在訴追犯罪的能力以外，對於外界長期垢病的濫行起訴、上訴、定罪率過低等檢察改革議題也不能視而不見。
司法院所力推的速審法草案，雖受到輿論極嚴厲的批評，但其中關於在一定條件下限制檢察官上訴的規定卻受到一致的好評。希望曹董之怒能再讓社會聚焦，「勇伯」與「鐵漢」也要名符其實。從善如流同意司法院的意見吧！
司法危機 當人民啥米攏毋驚…
2010-03-25 聯合報
陳長文／法學教授
「半途離席，吃虧的是被告」這句話一點都沒錯，也正因為如此，才更彰顯曹興誠甘冒這麼大不韙的意義所在。當人民面對司法，還擺出一副從容就義、「啥米攏毋驚」的態度，這個時候，更該深切反省的絕對是司法。
「司法」要趕快警覺到是不是真已自陷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地步了。
曹興誠指責檢察官因舉證不足遭法院兩次駁回，還繼續上訴，是對司法與人權的蔑視，是權力的傲慢。曹興誠並質疑背信罪不得上訴最高法院，檢方竟然上訴，最高法院還發回更審，他已聲請大法官解釋，不會再出庭，要他出庭就拘提。
事實上，本案所涉及的司法改革議題，多已是討論經年的老問題：一、檢察官濫權起訴、定罪率過低。二、除了特定情形外，檢察官對一審獲判無罪的刑事被告怎還可以「禮儀性」的繼續上訴，更遑論已經歷經兩審無罪，檢察官卻還可持續上訴及起訴檢察官與蒞庭檢察官並不一致所牽涉的問題。三、事實審兩審，法律審一審，現行刑訴三級三審制的審級合理性也該檢討。其實只要允許最高法院可以無限次的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那麼事實審理論上就可以有無限多個，從而，不管已是案發多少年之後，都可以再就事實爭執。四、是否該不再由司法院大法官壟斷違憲審查權，而改採分散型的違憲審查制度？如果允許普通法院法官在審理具體個案時就可以處理法律違憲問題，那麼對人權是不是會更有保障些。
藉由本案，正好將這些在司法社群討論已久的議題串聯起來，具體化為人民確切的真實感受。而這也正是司法改革每欠缺臨門一腳所最最需要的。
人民對什麼是「裁判上一罪」有質疑，這是司法體制對人民應負起的闡明與法治教育責任。更何況，之所以容許國家壟斷確認刑罰權的程序，不正是立基在司法裁判品質的妥與速之上嗎？刑事訴訟程序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如果還靠不住，那人民還有什麼憑藉？
試問，在現今這種妥、速皆有疑義的司法體制之下，到底還有什麼正當性可以要求人民一定要無限到底、奉陪下去呢？
誠然，法官是人不是神。因此，司法失誤應是司法運作上所內含的危險，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機器失靈，但是國家仍然不能放棄透過「司法」來落實正義。至於人民因為這種司法本身所潛藏的危險所生損害，則視是否「超越一般應忍受範圍的特別犧牲」標準來加以補償。
類似「流浪法庭卅年」的故事並非只是零星個案，當人民開始普遍對「司法」產生不耐與無奈的時候，這已不是個案法官的司法運作失誤，而是整個司法體制本身已構成人民的「特別犧牲」。
果真如此，那再去討論「司法為民」已無意義，因為這已是「司法為難人民」的問題，並且是憲法「司法權」的根本毀棄。
人民的司法信心危機已現。防微杜漸，吾輩司法人可一定要爭氣以赴才是！
聯合筆記／司法的荒謬
2010-03-25 聯合報
蕭白雪
曹興誠怒嗆法官、指責檢方違法上訴，更中途離庭強烈對抗司法；對照林安順小隊長遭槍殺案，家屬又責怪檢方未對被告上訴，正凸顯纏訟結果背離事實真相，被告、被害人權益都受損的荒謬司法的現況。
曹興誠的表現，有人叫好、有人指責囂張。肯定者認為司法纏訟對當事人的傷害，遠大於遲來的正義，老曹的對抗正反映無辜被告的心聲；不以為然者認為強勢的曹興誠，不比其他弱勢被告，自有龐大律師團在法庭上爭公道。
老曹態度或許囂張，但確實點出司法纏訟對當事人的傷害。五年多來，法院雖兩度判無罪，但檢方的舉證，卻顯然獲得最高法院支持，一、二、三審法官到底誰的判斷才正確？民眾希望法院定紛止爭、告訴大家事實真相，但法院的判決往往翻來覆去，讓大家對真相的認知越來越模糊。
如同林安順案，法院對兩名被告的認定，同樣的證據資料，不同的法官，可以作出死刑、無罪、無期徒刑等不同判決；連誰是殺警兇手，法官各有認定，也都提出一套論述，誰也不服誰，誰敢保證最後定讞的結果是真相？
不少立委、學者都以和艦案為例，主張檢察官起訴如被判無罪，檢方無權再上訴；但這樣的理論如果套用在林安順案，被害家屬能接受嗎？被害人的權利又要靠誰保障？
被告與被害人有時是一線之隔；和艦案中，曹興誠自認是受司法迫害的被害人，聯電小股民們，在意的卻是老曹是否作了傷害聯電股東權益的事。
曹興誠的行徑，雖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表現，但如果不是司法實務操作，充斥著不合理的制度與草率行事的法官，太多的被害人與被告長年受折磨肇生的民怨，老曹又豈敢如此大聲？
從十年前的死刑論辯談起
薛欽峰／律師、台北律師公會人權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年的時候，台北律師公會曾舉辦了一場「死刑與人權國家」的研討會，會中台大法律系的教授李茂生說「死刑這種東西，就根本來說，是一種替罪羔羊」，中央研究院的廖福特教授說「贊成廢除死刑，是一種進行中的國際共識」，李念祖律師則說「現在社會裡願意開槍的那個法官，也許不會絕跡。」，邱晃泉律師說「死刑沒有處罰犯罪人，是處罰在他最親近的人，被害人什麼都沒得到。」，顧立雄律師說「主管機關應該用一個刑事政策或立法理論，提出一個白皮書或草案，帶有啟蒙的意義，並可以與民眾作一個互動。」，陳志祥法官則說「生命權不可能限制，所以除非修憲，不然所有相對死刑、唯一死刑都是違背憲法。」
十年以後，這樣的討論在目前來看死刑存廢重大爭議仍極具意義。其實絕大部分在台灣受教育的人，大概都是信奉殺人者死的信念。但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日後轉變成支持廢除死刑呢？包括我個人在內，這樣的轉變，相信與所接受的多元資訊較深入了解死刑的意義及目的有關。
在我國過去刑事法中不僅殺人罪其實只是相對死刑，但其他如販毒、強（海）盜、強姦重傷等結合犯，及更早之前的叛亂罪等不包括殺人行為的犯罪更是處以唯一死刑，就讓我深深了解到死刑常常並不只是應報主義的產物，有更多的時候，它可能變成政府專制統治人民的嚴厲手段。另外，就有關死刑與治安的關連性一再被渲染，也可能是資訊不足所致，其實每個國人都希望生活在安全的社會，但是有無存在死刑實在和治安是否良好無實證的關連。因為台灣所犯重大犯罪比率與無死刑存在之英、法、德等西歐的國家相當，卻比仍有部分死刑存在的美國少上數倍。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同樣是東方華人社會，但其長期暫停執行死刑，後來更全面廢除死刑，亦沒有造成治安的敗壞，這樣的情況恐怕是國人較少了解的。
還有比較容易令人誤解的是，保護生命與懲罰犯罪是可以區分的。主張廢除死刑者，幾乎沒有人認為重大犯罪不應嚴加處罰與教育，但是不應以死刑處決剝奪生命，而應以其他較文明與人道的長期自由刑方式制裁。這樣的轉變實際上也與世界多數文明國家從過去以眼還眼，如偷竊斷手、姦淫切除生殖器等殘忍方式，轉以財產刑及自由刑等做為處罰手段是一致的。這也說明理性制裁犯罪觀念的進化，是導致死刑廢除國家數目不斷上昇的理由之一。我們可以想像目前台灣對死刑的爭議，在其他國家也都有一樣大的爭議，但為何國際趨勢仍是要廢除死刑？我想，教育及人類對文明世界理想的渴望是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
廢除死刑和目前暫緩死刑的行動，基本上反而不應該被割裂不同對待處理。即使我們不顧世界各國之共同廢除死刑或暫停死刑執行趨勢及決議，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1條及現行「審核執行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均有要求法務部嚴格慎重審查死刑執行的規定，此因生命一逝不復，此等規定為尊重生命之最後法律救濟，如果草率執行恐怕才真的是未依法行政。
真正可以分開處理的，反而是死刑廢止與被害者權利的保障二項議題。對於刑事犯罪的被害者權利在現行制度下保障不週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而該等受害者之心理痛苦旁人雖能同情，卻難以代為承擔，第三人更不能也無權要求受害者寬恕加害人。但是一個文明的制度或理性第三人，應該要相當程度就兩個議題分開思考，更應該在制度上展現寬容的精神，不要輕易也陷入情緒爭議，否則將難以讓台灣社會往前邁進。我所知道的廢除死刑聯盟中，絕大多數人也一致體認到被害人保護制度的重要性，台北律師公會也明瞭這點，所以在人權保護委員會外，後來更設置了犯罪被害人保護委員會，希望同時促進保障此二者的權利，並不衝突。
最後，我要給在野的民進黨人士一個提醒，民主人權如果真的是你們的核心價值，而廢除死刑的信念及暫緩執行也是在令人尊敬的陳定南部長時代開始真正落實（請注意：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早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國民黨執政時代已制定），那麼你們現在諸多反對廢除死刑或要求立即執行死刑的態度，將令人認為只是為短暫利益而遠理念之行為，這樣的在野黨恐怕與民主進步的精神有所倒退。
除了上開爭點外，死刑所產生的相關議題更屬複雜，期待藉這次的爭議，國人們均能以謹嚴的態度持續討論，重要各領域的社會領導者，也能提出理性的討論與呼籲，政府部門更應長期參酌各界的意見，讓所有的生命不致在混亂的情緒中及肅殺的環境下，草率遭到剝奪。
(本文部份刊登於2010年3月25日蘋果日報，此為完整全文)
社會共識 溶解廢死冰山
2010-03-25 蘋果日報
李永然／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律師
法務部前部長王清峰極力主張廢除死刑，日前發表名為「理性與寬容─暫停執行死刑」的公開信，暢談廢死理想，並強調廢死正是為確保「生命權」之理念。
因為王清峰前部長堅持廢除死刑的態度，以及公開地主張「暫停執行死刑」的論調，馬上引起軒然大波，社會輿論指摘「未依法行政」的聲浪不斷，也因此埋下了黯然下台的命運。
儘管王清峰前部長下了台，然死刑存廢的議題仍持續延燒，「生命權益」與「司法正義」如同拔河一般，兩邊不斷地在角力。
尊重生命天賦人權
誠然，廢除死刑是世界人權的思潮，基於尊重生命權益及天賦人權的角度，廢除死刑已是世界的趨勢與潮流。
然盱衡現階段台灣的客觀環境上，有7成4以上的國人不贊成廢除死刑，其主要原因仍認為死刑對於可能犯罪之人具有最大的嚇阻作用，且自古以來即視「應報理論」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殺人償命」已經根深柢固地深植人心，甚至被認為有撫慰被害者家屬之補償作用。因此，社會輿論對於廢除死刑反彈聲浪之大不難預見。
尤其新任法務部部長曾勇夫上台後，44位判決確定的死刑犯，是否要依法執行的問題眾所矚目。
然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去年批准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4項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未來死刑犯若據此公約提出赦免聲請，政府該如何因應，主管部門實應事先加以深思與考量。
現階段法務部在思考逐步廢除死刑之前，若能在法律制度設計上配套增修《赦免法》，成立「赦免審議委員會」受理審議相關案件，並詳訂審議程序、准否標準等等，方能因應死刑犯所可能聲請的法律救濟程序；否則，在此廢死爭議方興未艾之際，法務部若貿然執行死刑，不但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對於政府落實兩大人權公約的決心，恐亦大大地打了折扣。
廢死議題宣導不足
法務部雖然積極推動並成立「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擬規劃提出廢除死刑的相關配套方案，包括如何強化治安、更完善保護被害人、廢除後的刑罰替代方案、獄政管理與教化、民眾的教育與宣導等，希望能在社會凝聚共識，並去除疑慮之後，逐步達成廢除死刑的目標。
然在替代方案出爐前，政府實應審時度勢，配合我國之民情逐步加以調整，並在「生命權益」與「司法正義」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
這場死刑存廢的角力戰，涉及問題廣泛而複雜，政府除關懷受刑人之生命權外，仍需要兼顧被害人人權、考量被害者家屬心情，尋求適合的替代死刑方案，例如考慮以終身監禁取代或其他周全的配套措施才能克竟其功；況且廢除死刑並非一蹴可幾，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發酵、待社會凝聚共識始得水到渠成。
國內目前對於廢除死刑議題的教育與宣導仍相當不足，政府若將廢除死刑視為一個司法改革及實踐人權理念的終極目標，實應視台灣環境的現狀、法治發展等條件，研擬配套措施與替代方案，積極加強全民的人權教育，並導正民眾應報思想，這座廢死的冰山才有可能因凝聚社會的共識而逐漸融冰。
2010年3月25日 星期四
轉貼文章數篇：關於慈濟，不同的觀點。
慈濟固然善行可佩，然而其潛藏的宗教自我主義心態，將造成受助者內心的戕害；另外，其廣泛影響國中小教師，強調教育上的順從、教條主義，對於獨立思辨的教育宗旨，恐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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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
http://lin0093.pixnet.net/blog/post/2489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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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
http://lin0093.pixnet.net/blog/post/24898334
慈濟 ＝ 災難 (UpDate)
分享: 
我們家庭還算有一點資產，過去十幾年來，雖然沒有人是慈濟會員，但每月都會固定捐款給慈濟，遇到災難時，捐款更毫不手軟。可是這些都是過去式了。3年前，我家再也不捐款給慈濟。我問姑姑為什麼，她告訴我：「因為慈濟只做看得到的事情。」
大愛村未完工 硬要災民住【立報】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林碧玉說：住進慈濟永久屋後，「原住民就能化少數為優勢，成為平地的菁英」，因為許多決定入住永久屋的災民，都發願要「不抽菸、不喝酒、不嚼檳榔」。
轉貼：情非得已 (轉載)-虐狗的表象，愛狗的真相
引用自
http://www.wretch.cc/blog/tifyko/21499169
http://www.wretch.cc/blog/tifyko/21499169
情非得已 (轉載 )
希望幫忙轉載阿珍這篇文章，
能有機會讓那位好心腸的愛狗人士看到！
*******以下轉載*******
其實早就想寫一篇關於狗狗癲癇的文章了，
但是一直懶得提筆，現在剛好可以趁著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有人留了一張紙條在我們的車上。
但是一直懶得提筆，現在剛好可以趁著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有人留了一張紙條在我們的車上。
其實我很高興看到有人和我一樣這麼愛護動物，
我完全能夠理解留紙條的人（看字跡應該是小姐吧）的心情和想法。
只是，我們把小旺放在車上真的是情非得已。
小旺是我們在2003年11月22日在青年公園撿到的流浪狗。
撿到她的時候，她才兩個月左右吧。
我和老公都非常疼愛她，我們的朋友都知道她是我們的「女兒」。
小旺是個很愛撒嬌的孩子，
常常以為自己是吉娃娃，喜歡賴在人家身上。
事實上像她這種17公斤的狗，很少願意讓人抱的。
我完全能夠理解留紙條的人（看字跡應該是小姐吧）的心情和想法。
只是，我們把小旺放在車上真的是情非得已。
小旺是我們在2003年11月22日在青年公園撿到的流浪狗。
撿到她的時候，她才兩個月左右吧。
我和老公都非常疼愛她，我們的朋友都知道她是我們的「女兒」。
小旺是個很愛撒嬌的孩子，
常常以為自己是吉娃娃，喜歡賴在人家身上。
事實上像她這種17公斤的狗，很少願意讓人抱的。
轉貼：凝視自己 VS. 眺望別人(南嘉生)
引用自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2033479.html
March 25,2010
凝視自己 VS. 眺望別人(南嘉生)
教育有兩種，一種是對的，一種是錯的。接受教育有兩種，一種成功的，一種是失敗的。從中國追求近代化（西化的另一種別稱）的角度來看國民黨那種沒有掌握近代化特質的台灣教育，基本上是錯誤的。所以接受國民黨台灣教育的人，一種是錯的成功教育，一種是錯的失敗教育。兩種都錯，而錯的失敗教育所產生的壞效果比錯的成功教育少很多，若要更正的話，錯的失敗教育可能更好處理。
台灣教育特重視智育，智育強的人多能升學，而這些也多是國民黨號稱教育成功的人。智育的內容分涉及人文社會的文科教育，涉及自然現象的科學教育。人文社會教育可以分兩部分。一部份是中國nationalism的教育，一部份是西方民主教育。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與他的當時必須獨裁專制統治、中國專制文化結合在一起，這些恰恰與西方民主教育是相反的。所以國民黨根據自己的利益，中國nationalism是真的，西方民主教育是假的。而且中國 nationalism在教育的考試及上課比重高，所以這一方面接受比較好的，他的成績比較好。這是國民黨人文社會教育的重心，接受比較好的人很容易便成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
在小學，沒有相當人文社會教育程度的人很難將國中、高中的教育學好，也難以升學到更高的大學及研究所教育。因此這些有相當機會可以升學的人，也間接印證他接受某種程度的國民黨所要求的人文社會教育知識。即令他後來攻讀的是自然科學也是這樣。他或許不喜歡國民黨的國文、歷史與地理，但他至少接受國民黨的思想改造。反之，在小學沒有將人文社會學好的人，一般很難有機會接受高中及更高的教育。他們很多在國中、高中（職）時就被排除在教育之外。這些沒有辦法接受比較高教育的人，另一種意義就是比較沒有接受國民黨的中國式教育，包括他的中國nationalism，當然也包括他的思考方式。這一群人與前一群人的影響，就是中國nationalism比較少，那種記憶式的教育對他的影響也比較少。
從政治偏向來劃分，屬於所謂高學歷者，很多其實都是接受完整國民黨教育的人。這些人的中國nationalism比較強，有關對西方專有名詞的知道也不弱，但因為染有太強烈的中國意識，所以當民主與中國利益在一起比較時，他們多支持中國利益，而不是西方民主。這種選擇當然與他們接受國民黨制式教育有關，即令他發現很多現況與教育的內容好像不一樣，他依舊可以在國民黨的教育範式中找到答案。
綠軍，從國民黨的定義來看，可以說是一群教育失敗的人，因為他們很多反應與國民黨的期待不一樣。在較欠缺國民黨那種制式、無推理、塊狀教育、填鴨式強迫記憶下，這一群人面對他們生活上，難以處理的政治與社會選擇時，他們不一定能從教育經驗中得到答案，從而反映出國民黨期待的結果。或者因為教育給他的影響小，他反而不是從教育經驗去汲取答案，而是茫然在那裡，等到有人提出相對更精準的答案，讓他信服。就因為他們是等待著答案，不是有既定答案，要改變他們的看法、作法比較容易。
這些人在生活中也沒有接觸到西方式的邏輯推理教育，即令他生活中會運用推理能力，也多是由其生活本能養成的能力，不是教育得來的。在這方面，他們與泛藍軍是相同的。
在此，我們看得出從推理教育的角度來看，泛綠軍與泛藍軍其實都一樣，在一個沒有邏輯推理教育的環境中出現的人，怎麼可能出現有邏輯推理教育的人呢？然而經驗差異在此扮演相當重要的差異。我們或許可以說泛綠軍是填鴨式教育比較失敗的一群吧？
若我們肯定國民黨式的教育，泛綠軍在那樣的體制中算是失敗者，他當然要引受失敗的代價。然而若那樣的教育是錯誤的呢？我們又要怎樣看待在錯誤教育下的失敗者呢？
在我們一片強調強調接受較高教育的聲浪中，我們很少反省哪樣的教育才是正確的？在比較先進的國家中，他們就會有這樣的討論。如果西方國家是台灣近代化學習的楷模，而他們又有在討論對的教育與錯的教育。那麼，我們要怎樣看待我們自身的教育呢？
失敗與成功
從國民黨教育來看綠軍所接受的教育成效，他當然會說這是失敗的產物。然而若我們想要為這樣的狀況提出強烈的辯護與反駁，要怎樣做才能說服社會大眾呢？我很困擾。我的結論是：他雖然可以躲過國民黨教育的荼毒，但總的來說，他依舊是錯誤的失敗教育。
綠軍的成功不具有強烈的社會、經濟意義。看過偉伯「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人都會肯定基督新教的教徒與舊教（天主教教徒）教徒有明顯差異，而比較不喜歡文法教育，強調學習技藝的新教徒不僅發展出新的生活價值，也發展出新的社會。依這樣的角度來看反國民黨文化的本土、反中國的泛綠軍，他們既然反中國及反國民黨教育，那他們反之後又替他們自己創造出怎樣的利益呢？也就是在我們不接受國民黨設計出來的這一條路，我們又走出怎樣的路？讓泛綠軍展現出比泛藍軍一樣好或更好，從成就來肯定自己的選擇？沒有。換言之，在反國民黨的運動中，泛綠軍沒有在教育方面展現他們獨有、特殊風格與利益。
考察國內對支持與反國民黨教育，所呈現的價值變化差異，我們可以看出反國民黨教育僅是關心台灣且用心教育的人所思考出來的答案，但他們並沒有提出一套說服自己與週遭人群的教育規劃方案，使人覺得我不需要接受國民黨那樣的教育規劃，也能走出一片天。國民黨教育至少在幾個角度是不能被否定的，而這是台灣派的嚴重缺失。例如：台灣派有沒有取代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教育的教育內容嗎？換言之，取代中國nationalism的台灣 nationalism課本？
當我們批判中國教育沒有西方式的邏輯訓練時，拒絕國民黨式教育的泛綠軍是否從「拒絕」後的行為展現出他的拒絕比較正確呢？或者發揮出比較重視推理的特質，從而在生活層面上出現比誠心接受國民黨教育的泛藍軍有更好的表現呢？
這些都沒有。這也就是說拒絕國民黨不等於你將會有比較好的生活出路。
環境因素影響一個人的發展。我們瞭解環境對一個人的成就影響很大。在一個有利於泛藍軍思考、發展的環境中，拒絕泛藍軍的想法等於讓自己自絕於比較好的發展機會，對一般人來說，這是不智的行為。這可以從許多很綠軍的知識份子在一些團體活動中，也不一定敢對那些欄通通的論點提出綠軍論述，即令這些藍調論述是多麼的不合理性。因此環境因素對一個人的發展的確有影響，這也是泛綠軍的發展比泛藍軍更困難的原因之一。
檢視我們的環境，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屬於國民黨設計的環境，這一個環境不一定講西方式邏輯，但順從國民黨的思考模式卻可以生活的不錯。
在深度檢討台灣環境與綠軍努力後，廣義來說，泛綠軍並沒有建構一個屬於理性比較有優勢的生存競爭空間。光只有在錯誤的教育前提下，失敗與成功的教育並不能推論出誰會比較優勢。甚至我們只能說若都是錯誤的，成功不能推論出有其教育成功的優勢，而失敗者也無法推論出他會比成功者更好。更何況所謂失敗者並不是主動要讓他失敗，而是在那樣的競爭機制下存有一些條件而無法在競爭上取得優勢，所以我們很難說失敗者有機會反蒙其利下存有一些條件而無法在競爭上取得優勢。綠軍有比較可以發展理性推理的空間，但卻沒有從這一方面繼續努力。
比較藍綠軍的教育，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接受資訊的經驗以外，其實雙方的教育差異很小，而附著在成功者身上有太多有價值的職業訓練，也有很多社會正面價值，所以所謂接受較失敗教育的綠軍想要扭轉他們是教育的失敗者這樣的印象，其實相當困難。
真實的「我」
然而即令這樣，我認為泛綠軍依舊有辦法創造出不一樣的天空。這個不一樣的天空，就是面對真實的環境和「我」，
當我們仰望台灣的天空，我們發現那就是我們所生、所長的地方。這個地方有許多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活生生的、有價值的記憶與發揮空間。從這一邊發展出來的東西，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並由此可以展現出你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我很難清楚講出這樣的效果，但我可以舉文藝復興的價值與之對比。
在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前，歐洲許多地方都處於基督教（舊教，也就是天主教）的世界，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是在讚美上帝、追尋大審判的價值，沒有人正視現在生存的世界、現實的價值。然而文藝復興時，義大利出現許多大師，謳歌自己生命與現實價值，將人們關注的重點拉回現實，這樣的改變引動歐洲後來許多變化，使得近代歐洲的產生。
理解中國歷史、文學與文化發展的人，或許有一些疑問。為何在中國文化中所謳歌的一大堆東西，有帝王、國家、偉人道德等等所謂的大傳統，為何就是沒有自己、家鄉與個人呢？也就是說在帝國大帽子下，許多文人的生活、資料留存的重點都是以帝國為主體，甚少注意到個人、民間生活的價值。強調帝國、道德與國家才是重點，強調私人難以成為眾人接受的要點。表面上，帝國、道德與國家依舊是現實世界，但在中國這種廣闊的國家、家族主義下，個人在此是沒有價值的。人們關心的重點依舊是飄渺的東西。中國這樣的現象其實與他中央集權的文化有關，整個體制最重要的力量都集中在首都，並由此展現出他的文化生活，離開首都之外，就沒有 city，也沒有由此產生的civilization。除首都之外沒有city的國家，它就是一種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也就是在農業的 agriculture展現的culture。這裡civilization與cultrure之別主要展現在到底是怎樣的力量推展中國文明發展呢？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中國集中所有資源多在發展以首都為主體的城市文明，其他城市的功能在中央集權體制下，許多創造文明的動力多被剝奪。理解中國城市文明的人會發現，中國在春秋戰國之後，能夠被稱為是好的城市建設是寥寥可數，杭州、楊州、未被建都前的開封（後來北宋的首都汴京），除此之外，我們很難看到有名的城市建設。即令是這樣，楊州是本身頗具城市發展條件，杭州建設並不是從擴大人民福利的角度，而是有名的詩人、文人到那一邊當地方主管所建設的、偏向享樂的城市建設。沒有城市推展的文明動力，我們時再看不出中國文明的發展有何龐大潛力？
人才要發揮的空間在哪裡？首都既然是發展主體，則在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地方，那些人才就沒有發揮的想法。每一個地方的城市都僅強調將地方治安處理好，基本的農業功能顧好，讓人民有辦法生活的可以，那就是他們努力的重點。這些人才不僅荒廢每一個地方的建設，而且他們精力所著重的地方依舊是政府主導的幾個重點，文學、唱遊，其他就不是他們要的重點。
中國以首都為主體推展的文明，內容既然狹隘，發展的地方又很集中，一旦首都被毀，這個帝國幾百年來發展的城市文明就等於銷毀一大半。這或許是中國發展數千年，他們在秦漢完成中央集權統治之後，其文明發展相對很少的重要原因。
從台灣出發。泛綠軍的文明發展重點與策略應該與一般他們所認知的中國文化不一樣，同時也不應該好高騖遠。目前台灣呈現的文明與其說是「我們」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嫁接在西方文明、日本文明與中國文名之上的發展。表面上他非常蓬勃發展，也出現許多令人羨慕的物質發明與一些精神文明，但深入觀察這些發展都不是有深刻的根植特性。所謂根植特性就是擁有這樣技術的人對這種東西瞭解非常深刻，乃至自身可以有繁衍、變化、逐漸茁壯的能力。我們現在看到的上述三種文明都可以在目前生活在台灣的許多人身上看到，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說這種文明是他終身信奉，並且可以內化在自己身上，從而發展出一套在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東西。我們當然不可以說他們沒有努力，但他們的心不是轉化、內生在這一塊土地、這一群人，而是想盡辦法要將這些東西再次外移，從而有種「飄移」的特性，而讓人們無法相信這種東西可以根據台灣這塊土地的風土民俗，走出有自己特色的東西。簡言之，他是一種「長安不見使人愁」的東晉文明特性。東晉這一群人的努力都在為遙遠的中原在奮鬥，一種「不地著」的風味。在台灣，不分藍綠都有這樣的特性。綠軍是不知道如何「地著」，藍軍是不僅不知道「地著」，就算知道也不要「地著」。
內化之後的文明發展，他才有持續性。檢視台灣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文明在台灣是一波波的洗禮。西班牙來了又走了，荷蘭來了又走了，相同狀況也出現在滿清文化、日本文化為台灣的影響。每一次新政權帶來的新文明都為這一塊土地的一群人進行改造與屠殺，然後根據統治者的需要，重新建構他們所要的台灣人民與形象。我們看在台灣民主化之後，許多人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人，不是先後將他在台灣發展的事業移往台灣以外的地方，特別是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國中國，那麼台灣這一群人、這一塊土地給予的各種政經資源呢？於此就全部浪費。這種「不地著」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他們不準備「地著」在台灣，就因為台灣不是長安，與台灣是不是他的故鄉，其實關係不大。然而，當綠軍要脫離中國這種「不地著」文化時，表面上好像他吃很大的虧，實際上若考量幾百年來的世界文化過水台灣的現象，就會發現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地著」是一種困難的心靈改造。一群人想要從以往信仰、接受的文明中脫離，並發展出一套自己強烈感受的新事物、信仰或文明，實際上並不容易。當馬丁路德要發展他路德教派的新教倫理時，他本人也經過強烈的掙扎。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他，也出現在他的追隨者身上。而其現實的利益要如何設定與呼喊，也是經過許多人的努力才成功的。這樣的現象其實有龐大的民族覺醒運動，並且持續推展。例如赫德對日耳曼人的重新論述，讓原本認定「由於野蠻的日耳曼人南遷導致偉大的羅馬文明崩潰，並因此進入黑暗時代」的西方歷史定論，改成由於樸實的日耳曼人出現，讓頹廢的西方文明獲得生機，而黑暗時代也改為新歐洲文明發展的契機。甚至提出西元1500年的文明發展，是阿爾卑斯山北麓的民族取代南麓的民族，北麓的大西洋文明取代南麓的地中海文明。這種翻轉西方歷史觀點的重大發展，絕對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的，然而就是這樣偉大的文明工程，才能創造新時代的新觀點。也是台灣民族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並不是要打倒某一個民族、文明，而是要追求屬於我們自己應該有的自信。在中國文化有幾個特色，將資源集中到首都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歧視邊疆、不是首都或首都附近的、中原的人。因此在那種文明薰陶過的人對別人有強烈歧視，台灣處在中國邊緣就會被歧視。台灣本省人過去數十年不就被外省人歧視嗎？處理這樣的現象，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自我證明是值得尊敬的文明。
我們也要充分瞭解這是一條長遠奮鬥的路。日耳曼人要從長期被歧視的狀況下，進行自我的心靈解放，本來就需要有許多因素。除了內心奮鬥之外，還需要追尋自我肯定過程中的心靈煎熬。這一條路是否會成功？到底要走多久？會遇到怎麼樣的困難？說真的，誰也不知道。這樣路就像是追尋自我解放、尋找神旨的過程一樣，絕對是如一個人從矇懂到信仰堅貞一樣，我們必須忍受挑戰與粹煉。
尋找我們的路
尋找「地著」的思想改造與方法是綠軍第一要做的事情。我們認為「地著」有兩個東西要考量，第一要在這塊土地上與這一群人一起發展，並且由這個環境中發展屬於我們的東西。第二要將外來的東西吸收，變成台灣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並由此發展出有那一種風格的台灣文明。
若從地理的角度來看，讀中國歷史的人會發現他們很強調中原文化，並發展出肯定中原、肯定血統的法統、正統論述，與之相比，南方，特別是江南、杭州以南的地區，多被認為落後、未開發地區。各位仔細想想，與台灣關係密切的福建、廣東東部，甚麼時候被當作文明的地區呢？沒有。然而若我們更仔細分析中國歷史，就會發現在唐朝時，廣州已經發展出重要的貿易港口，也是唐朝引進阿拉伯文明很重要的路徑。宋朝之後，福建已經發展成重要的貿易地區，福建的商人蒲壽庚，他的財力支撐南宋帝國，直到蒲壽庚投降元朝時，南宋帝國就因此覆亡。隨後，福建的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
中國自南宋以來，福建一省中舉的人數遠遠超過他的人口比例，甚至曾經高達中舉人數的四分之一，導致當時的朝廷設定限額，不能讓福建中舉的人過多，影響其他省分的利益。然而在我們的課本中卻很少提到這一部份的歷史。
考察中國東南民族的發展特性，很清楚可以看出他們是海洋民族。他們許多經濟活動與對事情的分析判斷等，多與海洋的特性一樣，與大陸國家不一樣即令在中國共產黨強力統治之下，福建外移人口所展現的行銷與合作態度，也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移民有不同的風格。如果不強調他們都來自中國統治地區，我想很多外國人是看不出福建人與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是同民族的。
實際上，我們分析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各地商人展現的風格也有明顯差異，而總是和台灣那種對外貿易、經商的策略不一樣。台灣是中國民族嗎？其實很有疑問。最多只能說台灣本地人的經商手法與中國福建的人相近，但相近並不能說相同，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經商手法差異更大。
獨力發展出自己的文明是決心的結果。瞭解台灣的獨到性之後，我想台灣人應該在幾個角度下重新反省自己民族與自己的路。
有自我的路 VS. 沒有自我的路
台灣現在要走的路，其實最有信心的想法是：我要走真實的我。很多人會認為假定台灣若走向獨立，特別是想要從自己的文化方面追求獨立，這樣會不會太辛苦了呢？中國已經有相當偉大的文明，為何台灣要拋棄這麼好的文明背景，自己再去創造文明呢？台灣本省人要思考：「假如那個文明不是我們的，為何我硬要認為那是我的文明，並且要在他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文明呢？如果要這樣張冠李戴，那台灣現在就去承繼比現在中國文明更有活力、更有優勢的美國、歐洲、日本文明不是更好嗎？另一方面，人們應該考量是自己有沒有很用心在發展自我，讓自己更好，而不是去比較我是否有個文明的祖先。因此，我們要確認走自己的路。這比找有名的祖先重要。
走自己的路就是問自己想要怎樣走。所以每一步都是我們自己要的，也是我們自己的，這樣的人生、民族發展的路對自己更有利益。我們當然會遇到許多困擾，甚至會遇到重大挫折，但我們屬於後進新文明，有相當多先進文明的發展軌跡與案例讓我們參考與學習，發揮所謂後進者優勢的發展利益。荷蘭文明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荷蘭想盡辦法從當時全世界最強的帝國-西班牙帝國手中獨立，他出現的困擾遠比我們想像更多。但因為國家發展與變革的大權都在自己手中，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問題去解決，不用去請示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他們設計出來的新經濟制度，並且讓荷蘭這一個歐洲小國變成歐洲最強的海權國家，也讓許多歐洲國家對他刮目相看。美國也是從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殖民帝國-大英帝國-手中獨立。美國當然也遇到許多問題，而且他的問題與他以往的殖民母國-英國-不一樣，很多都是他自己首先遇到。但他卻一一克服，創造世界第一強國。
新文明、新國家也不一定要是強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從幾個大的殖民帝國便成到目前為止197個國家。這其中很多國家也不是很富強，也不一定有自己的文明，但這些國家卻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在藍綠對抗下的環境中，綠軍能不能創造出自己不同於泛藍軍的新文明嗎？我認為可以。
從文化與教育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肯定西方文明，並且努力要學習西方物質與精神文明，我們也就會重視西方教育與文化中的邏輯推理。
在邏輯推理的環境中，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會有兩個很大的差別。除了前述邏輯推理外，他們會透過推理對他們所遇到的東西進行整理。「根據某個原則、角度，哪一些東西在推理之後，道理是相同的。」而經由這樣的推論，也會出現哲學式的思考與歸納，對許多事情進行抽象思考。這種含有邏輯與哲學思維，特別是西方哲學思維，將會展現和中國文明不一樣的風格。
從經驗角度來看，泛藍軍強調從經驗去研判事情，泛綠軍會改造成從事物本身去看事情變化，從而去判斷事情變化。這樣建構的處事風格將會實事求是，與中國文化那種從過去或經驗找解決問題不一樣。泛藍軍那種文化必然會走向保守與不敢和經驗多抗衡的處事風格，但泛綠軍不會。
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差別可能不多，然而長遠的發展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屬於進取的、本土的綠軍將因持續性、不是重複性的努力，建構一個與中國文化圈不一樣的新國家。這樣的新國家其實就是近代化的國家。
（作者為經濟學者，專研經濟與制度）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2033479.html
March 25,2010
凝視自己 VS. 眺望別人(南嘉生)
教育有兩種，一種是對的，一種是錯的。接受教育有兩種，一種成功的，一種是失敗的。從中國追求近代化（西化的另一種別稱）的角度來看國民黨那種沒有掌握近代化特質的台灣教育，基本上是錯誤的。所以接受國民黨台灣教育的人，一種是錯的成功教育，一種是錯的失敗教育。兩種都錯，而錯的失敗教育所產生的壞效果比錯的成功教育少很多，若要更正的話，錯的失敗教育可能更好處理。
台灣教育特重視智育，智育強的人多能升學，而這些也多是國民黨號稱教育成功的人。智育的內容分涉及人文社會的文科教育，涉及自然現象的科學教育。人文社會教育可以分兩部分。一部份是中國nationalism的教育，一部份是西方民主教育。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與他的當時必須獨裁專制統治、中國專制文化結合在一起，這些恰恰與西方民主教育是相反的。所以國民黨根據自己的利益，中國nationalism是真的，西方民主教育是假的。而且中國 nationalism在教育的考試及上課比重高，所以這一方面接受比較好的，他的成績比較好。這是國民黨人文社會教育的重心，接受比較好的人很容易便成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
在小學，沒有相當人文社會教育程度的人很難將國中、高中的教育學好，也難以升學到更高的大學及研究所教育。因此這些有相當機會可以升學的人，也間接印證他接受某種程度的國民黨所要求的人文社會教育知識。即令他後來攻讀的是自然科學也是這樣。他或許不喜歡國民黨的國文、歷史與地理，但他至少接受國民黨的思想改造。反之，在小學沒有將人文社會學好的人，一般很難有機會接受高中及更高的教育。他們很多在國中、高中（職）時就被排除在教育之外。這些沒有辦法接受比較高教育的人，另一種意義就是比較沒有接受國民黨的中國式教育，包括他的中國nationalism，當然也包括他的思考方式。這一群人與前一群人的影響，就是中國nationalism比較少，那種記憶式的教育對他的影響也比較少。
從政治偏向來劃分，屬於所謂高學歷者，很多其實都是接受完整國民黨教育的人。這些人的中國nationalism比較強，有關對西方專有名詞的知道也不弱，但因為染有太強烈的中國意識，所以當民主與中國利益在一起比較時，他們多支持中國利益，而不是西方民主。這種選擇當然與他們接受國民黨制式教育有關，即令他發現很多現況與教育的內容好像不一樣，他依舊可以在國民黨的教育範式中找到答案。
綠軍，從國民黨的定義來看，可以說是一群教育失敗的人，因為他們很多反應與國民黨的期待不一樣。在較欠缺國民黨那種制式、無推理、塊狀教育、填鴨式強迫記憶下，這一群人面對他們生活上，難以處理的政治與社會選擇時，他們不一定能從教育經驗中得到答案，從而反映出國民黨期待的結果。或者因為教育給他的影響小，他反而不是從教育經驗去汲取答案，而是茫然在那裡，等到有人提出相對更精準的答案，讓他信服。就因為他們是等待著答案，不是有既定答案，要改變他們的看法、作法比較容易。
這些人在生活中也沒有接觸到西方式的邏輯推理教育，即令他生活中會運用推理能力，也多是由其生活本能養成的能力，不是教育得來的。在這方面，他們與泛藍軍是相同的。
在此，我們看得出從推理教育的角度來看，泛綠軍與泛藍軍其實都一樣，在一個沒有邏輯推理教育的環境中出現的人，怎麼可能出現有邏輯推理教育的人呢？然而經驗差異在此扮演相當重要的差異。我們或許可以說泛綠軍是填鴨式教育比較失敗的一群吧？
若我們肯定國民黨式的教育，泛綠軍在那樣的體制中算是失敗者，他當然要引受失敗的代價。然而若那樣的教育是錯誤的呢？我們又要怎樣看待在錯誤教育下的失敗者呢？
在我們一片強調強調接受較高教育的聲浪中，我們很少反省哪樣的教育才是正確的？在比較先進的國家中，他們就會有這樣的討論。如果西方國家是台灣近代化學習的楷模，而他們又有在討論對的教育與錯的教育。那麼，我們要怎樣看待我們自身的教育呢？
失敗與成功
從國民黨教育來看綠軍所接受的教育成效，他當然會說這是失敗的產物。然而若我們想要為這樣的狀況提出強烈的辯護與反駁，要怎樣做才能說服社會大眾呢？我很困擾。我的結論是：他雖然可以躲過國民黨教育的荼毒，但總的來說，他依舊是錯誤的失敗教育。
綠軍的成功不具有強烈的社會、經濟意義。看過偉伯「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人都會肯定基督新教的教徒與舊教（天主教教徒）教徒有明顯差異，而比較不喜歡文法教育，強調學習技藝的新教徒不僅發展出新的生活價值，也發展出新的社會。依這樣的角度來看反國民黨文化的本土、反中國的泛綠軍，他們既然反中國及反國民黨教育，那他們反之後又替他們自己創造出怎樣的利益呢？也就是在我們不接受國民黨設計出來的這一條路，我們又走出怎樣的路？讓泛綠軍展現出比泛藍軍一樣好或更好，從成就來肯定自己的選擇？沒有。換言之，在反國民黨的運動中，泛綠軍沒有在教育方面展現他們獨有、特殊風格與利益。
考察國內對支持與反國民黨教育，所呈現的價值變化差異，我們可以看出反國民黨教育僅是關心台灣且用心教育的人所思考出來的答案，但他們並沒有提出一套說服自己與週遭人群的教育規劃方案，使人覺得我不需要接受國民黨那樣的教育規劃，也能走出一片天。國民黨教育至少在幾個角度是不能被否定的，而這是台灣派的嚴重缺失。例如：台灣派有沒有取代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教育的教育內容嗎？換言之，取代中國nationalism的台灣 nationalism課本？
當我們批判中國教育沒有西方式的邏輯訓練時，拒絕國民黨式教育的泛綠軍是否從「拒絕」後的行為展現出他的拒絕比較正確呢？或者發揮出比較重視推理的特質，從而在生活層面上出現比誠心接受國民黨教育的泛藍軍有更好的表現呢？
這些都沒有。這也就是說拒絕國民黨不等於你將會有比較好的生活出路。
環境因素影響一個人的發展。我們瞭解環境對一個人的成就影響很大。在一個有利於泛藍軍思考、發展的環境中，拒絕泛藍軍的想法等於讓自己自絕於比較好的發展機會，對一般人來說，這是不智的行為。這可以從許多很綠軍的知識份子在一些團體活動中，也不一定敢對那些欄通通的論點提出綠軍論述，即令這些藍調論述是多麼的不合理性。因此環境因素對一個人的發展的確有影響，這也是泛綠軍的發展比泛藍軍更困難的原因之一。
檢視我們的環境，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屬於國民黨設計的環境，這一個環境不一定講西方式邏輯，但順從國民黨的思考模式卻可以生活的不錯。
在深度檢討台灣環境與綠軍努力後，廣義來說，泛綠軍並沒有建構一個屬於理性比較有優勢的生存競爭空間。光只有在錯誤的教育前提下，失敗與成功的教育並不能推論出誰會比較優勢。甚至我們只能說若都是錯誤的，成功不能推論出有其教育成功的優勢，而失敗者也無法推論出他會比成功者更好。更何況所謂失敗者並不是主動要讓他失敗，而是在那樣的競爭機制下存有一些條件而無法在競爭上取得優勢，所以我們很難說失敗者有機會反蒙其利下存有一些條件而無法在競爭上取得優勢。綠軍有比較可以發展理性推理的空間，但卻沒有從這一方面繼續努力。
比較藍綠軍的教育，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接受資訊的經驗以外，其實雙方的教育差異很小，而附著在成功者身上有太多有價值的職業訓練，也有很多社會正面價值，所以所謂接受較失敗教育的綠軍想要扭轉他們是教育的失敗者這樣的印象，其實相當困難。
真實的「我」
然而即令這樣，我認為泛綠軍依舊有辦法創造出不一樣的天空。這個不一樣的天空，就是面對真實的環境和「我」，
當我們仰望台灣的天空，我們發現那就是我們所生、所長的地方。這個地方有許多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活生生的、有價值的記憶與發揮空間。從這一邊發展出來的東西，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並由此可以展現出你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我很難清楚講出這樣的效果，但我可以舉文藝復興的價值與之對比。
在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前，歐洲許多地方都處於基督教（舊教，也就是天主教）的世界，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是在讚美上帝、追尋大審判的價值，沒有人正視現在生存的世界、現實的價值。然而文藝復興時，義大利出現許多大師，謳歌自己生命與現實價值，將人們關注的重點拉回現實，這樣的改變引動歐洲後來許多變化，使得近代歐洲的產生。
理解中國歷史、文學與文化發展的人，或許有一些疑問。為何在中國文化中所謳歌的一大堆東西，有帝王、國家、偉人道德等等所謂的大傳統，為何就是沒有自己、家鄉與個人呢？也就是說在帝國大帽子下，許多文人的生活、資料留存的重點都是以帝國為主體，甚少注意到個人、民間生活的價值。強調帝國、道德與國家才是重點，強調私人難以成為眾人接受的要點。表面上，帝國、道德與國家依舊是現實世界，但在中國這種廣闊的國家、家族主義下，個人在此是沒有價值的。人們關心的重點依舊是飄渺的東西。中國這樣的現象其實與他中央集權的文化有關，整個體制最重要的力量都集中在首都，並由此展現出他的文化生活，離開首都之外，就沒有 city，也沒有由此產生的civilization。除首都之外沒有city的國家，它就是一種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也就是在農業的 agriculture展現的culture。這裡civilization與cultrure之別主要展現在到底是怎樣的力量推展中國文明發展呢？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中國集中所有資源多在發展以首都為主體的城市文明，其他城市的功能在中央集權體制下，許多創造文明的動力多被剝奪。理解中國城市文明的人會發現，中國在春秋戰國之後，能夠被稱為是好的城市建設是寥寥可數，杭州、楊州、未被建都前的開封（後來北宋的首都汴京），除此之外，我們很難看到有名的城市建設。即令是這樣，楊州是本身頗具城市發展條件，杭州建設並不是從擴大人民福利的角度，而是有名的詩人、文人到那一邊當地方主管所建設的、偏向享樂的城市建設。沒有城市推展的文明動力，我們時再看不出中國文明的發展有何龐大潛力？
人才要發揮的空間在哪裡？首都既然是發展主體，則在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地方，那些人才就沒有發揮的想法。每一個地方的城市都僅強調將地方治安處理好，基本的農業功能顧好，讓人民有辦法生活的可以，那就是他們努力的重點。這些人才不僅荒廢每一個地方的建設，而且他們精力所著重的地方依舊是政府主導的幾個重點，文學、唱遊，其他就不是他們要的重點。
中國以首都為主體推展的文明，內容既然狹隘，發展的地方又很集中，一旦首都被毀，這個帝國幾百年來發展的城市文明就等於銷毀一大半。這或許是中國發展數千年，他們在秦漢完成中央集權統治之後，其文明發展相對很少的重要原因。
從台灣出發。泛綠軍的文明發展重點與策略應該與一般他們所認知的中國文化不一樣，同時也不應該好高騖遠。目前台灣呈現的文明與其說是「我們」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嫁接在西方文明、日本文明與中國文名之上的發展。表面上他非常蓬勃發展，也出現許多令人羨慕的物質發明與一些精神文明，但深入觀察這些發展都不是有深刻的根植特性。所謂根植特性就是擁有這樣技術的人對這種東西瞭解非常深刻，乃至自身可以有繁衍、變化、逐漸茁壯的能力。我們現在看到的上述三種文明都可以在目前生活在台灣的許多人身上看到，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說這種文明是他終身信奉，並且可以內化在自己身上，從而發展出一套在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東西。我們當然不可以說他們沒有努力，但他們的心不是轉化、內生在這一塊土地、這一群人，而是想盡辦法要將這些東西再次外移，從而有種「飄移」的特性，而讓人們無法相信這種東西可以根據台灣這塊土地的風土民俗，走出有自己特色的東西。簡言之，他是一種「長安不見使人愁」的東晉文明特性。東晉這一群人的努力都在為遙遠的中原在奮鬥，一種「不地著」的風味。在台灣，不分藍綠都有這樣的特性。綠軍是不知道如何「地著」，藍軍是不僅不知道「地著」，就算知道也不要「地著」。
內化之後的文明發展，他才有持續性。檢視台灣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文明在台灣是一波波的洗禮。西班牙來了又走了，荷蘭來了又走了，相同狀況也出現在滿清文化、日本文化為台灣的影響。每一次新政權帶來的新文明都為這一塊土地的一群人進行改造與屠殺，然後根據統治者的需要，重新建構他們所要的台灣人民與形象。我們看在台灣民主化之後，許多人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人，不是先後將他在台灣發展的事業移往台灣以外的地方，特別是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國中國，那麼台灣這一群人、這一塊土地給予的各種政經資源呢？於此就全部浪費。這種「不地著」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他們不準備「地著」在台灣，就因為台灣不是長安，與台灣是不是他的故鄉，其實關係不大。然而，當綠軍要脫離中國這種「不地著」文化時，表面上好像他吃很大的虧，實際上若考量幾百年來的世界文化過水台灣的現象，就會發現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地著」是一種困難的心靈改造。一群人想要從以往信仰、接受的文明中脫離，並發展出一套自己強烈感受的新事物、信仰或文明，實際上並不容易。當馬丁路德要發展他路德教派的新教倫理時，他本人也經過強烈的掙扎。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他，也出現在他的追隨者身上。而其現實的利益要如何設定與呼喊，也是經過許多人的努力才成功的。這樣的現象其實有龐大的民族覺醒運動，並且持續推展。例如赫德對日耳曼人的重新論述，讓原本認定「由於野蠻的日耳曼人南遷導致偉大的羅馬文明崩潰，並因此進入黑暗時代」的西方歷史定論，改成由於樸實的日耳曼人出現，讓頹廢的西方文明獲得生機，而黑暗時代也改為新歐洲文明發展的契機。甚至提出西元1500年的文明發展，是阿爾卑斯山北麓的民族取代南麓的民族，北麓的大西洋文明取代南麓的地中海文明。這種翻轉西方歷史觀點的重大發展，絕對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的，然而就是這樣偉大的文明工程，才能創造新時代的新觀點。也是台灣民族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並不是要打倒某一個民族、文明，而是要追求屬於我們自己應該有的自信。在中國文化有幾個特色，將資源集中到首都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歧視邊疆、不是首都或首都附近的、中原的人。因此在那種文明薰陶過的人對別人有強烈歧視，台灣處在中國邊緣就會被歧視。台灣本省人過去數十年不就被外省人歧視嗎？處理這樣的現象，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自我證明是值得尊敬的文明。
我們也要充分瞭解這是一條長遠奮鬥的路。日耳曼人要從長期被歧視的狀況下，進行自我的心靈解放，本來就需要有許多因素。除了內心奮鬥之外，還需要追尋自我肯定過程中的心靈煎熬。這一條路是否會成功？到底要走多久？會遇到怎麼樣的困難？說真的，誰也不知道。這樣路就像是追尋自我解放、尋找神旨的過程一樣，絕對是如一個人從矇懂到信仰堅貞一樣，我們必須忍受挑戰與粹煉。
尋找我們的路
尋找「地著」的思想改造與方法是綠軍第一要做的事情。我們認為「地著」有兩個東西要考量，第一要在這塊土地上與這一群人一起發展，並且由這個環境中發展屬於我們的東西。第二要將外來的東西吸收，變成台灣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並由此發展出有那一種風格的台灣文明。
若從地理的角度來看，讀中國歷史的人會發現他們很強調中原文化，並發展出肯定中原、肯定血統的法統、正統論述，與之相比，南方，特別是江南、杭州以南的地區，多被認為落後、未開發地區。各位仔細想想，與台灣關係密切的福建、廣東東部，甚麼時候被當作文明的地區呢？沒有。然而若我們更仔細分析中國歷史，就會發現在唐朝時，廣州已經發展出重要的貿易港口，也是唐朝引進阿拉伯文明很重要的路徑。宋朝之後，福建已經發展成重要的貿易地區，福建的商人蒲壽庚，他的財力支撐南宋帝國，直到蒲壽庚投降元朝時，南宋帝國就因此覆亡。隨後，福建的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
中國自南宋以來，福建一省中舉的人數遠遠超過他的人口比例，甚至曾經高達中舉人數的四分之一，導致當時的朝廷設定限額，不能讓福建中舉的人過多，影響其他省分的利益。然而在我們的課本中卻很少提到這一部份的歷史。
考察中國東南民族的發展特性，很清楚可以看出他們是海洋民族。他們許多經濟活動與對事情的分析判斷等，多與海洋的特性一樣，與大陸國家不一樣即令在中國共產黨強力統治之下，福建外移人口所展現的行銷與合作態度，也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移民有不同的風格。如果不強調他們都來自中國統治地區，我想很多外國人是看不出福建人與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是同民族的。
實際上，我們分析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各地商人展現的風格也有明顯差異，而總是和台灣那種對外貿易、經商的策略不一樣。台灣是中國民族嗎？其實很有疑問。最多只能說台灣本地人的經商手法與中國福建的人相近，但相近並不能說相同，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經商手法差異更大。
獨力發展出自己的文明是決心的結果。瞭解台灣的獨到性之後，我想台灣人應該在幾個角度下重新反省自己民族與自己的路。
有自我的路 VS. 沒有自我的路
台灣現在要走的路，其實最有信心的想法是：我要走真實的我。很多人會認為假定台灣若走向獨立，特別是想要從自己的文化方面追求獨立，這樣會不會太辛苦了呢？中國已經有相當偉大的文明，為何台灣要拋棄這麼好的文明背景，自己再去創造文明呢？台灣本省人要思考：「假如那個文明不是我們的，為何我硬要認為那是我的文明，並且要在他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文明呢？如果要這樣張冠李戴，那台灣現在就去承繼比現在中國文明更有活力、更有優勢的美國、歐洲、日本文明不是更好嗎？另一方面，人們應該考量是自己有沒有很用心在發展自我，讓自己更好，而不是去比較我是否有個文明的祖先。因此，我們要確認走自己的路。這比找有名的祖先重要。
走自己的路就是問自己想要怎樣走。所以每一步都是我們自己要的，也是我們自己的，這樣的人生、民族發展的路對自己更有利益。我們當然會遇到許多困擾，甚至會遇到重大挫折，但我們屬於後進新文明，有相當多先進文明的發展軌跡與案例讓我們參考與學習，發揮所謂後進者優勢的發展利益。荷蘭文明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荷蘭想盡辦法從當時全世界最強的帝國-西班牙帝國手中獨立，他出現的困擾遠比我們想像更多。但因為國家發展與變革的大權都在自己手中，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問題去解決，不用去請示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他們設計出來的新經濟制度，並且讓荷蘭這一個歐洲小國變成歐洲最強的海權國家，也讓許多歐洲國家對他刮目相看。美國也是從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殖民帝國-大英帝國-手中獨立。美國當然也遇到許多問題，而且他的問題與他以往的殖民母國-英國-不一樣，很多都是他自己首先遇到。但他卻一一克服，創造世界第一強國。
新文明、新國家也不一定要是強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從幾個大的殖民帝國便成到目前為止197個國家。這其中很多國家也不是很富強，也不一定有自己的文明，但這些國家卻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在藍綠對抗下的環境中，綠軍能不能創造出自己不同於泛藍軍的新文明嗎？我認為可以。
從文化與教育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肯定西方文明，並且努力要學習西方物質與精神文明，我們也就會重視西方教育與文化中的邏輯推理。
在邏輯推理的環境中，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會有兩個很大的差別。除了前述邏輯推理外，他們會透過推理對他們所遇到的東西進行整理。「根據某個原則、角度，哪一些東西在推理之後，道理是相同的。」而經由這樣的推論，也會出現哲學式的思考與歸納，對許多事情進行抽象思考。這種含有邏輯與哲學思維，特別是西方哲學思維，將會展現和中國文明不一樣的風格。
從經驗角度來看，泛藍軍強調從經驗去研判事情，泛綠軍會改造成從事物本身去看事情變化，從而去判斷事情變化。這樣建構的處事風格將會實事求是，與中國文化那種從過去或經驗找解決問題不一樣。泛藍軍那種文化必然會走向保守與不敢和經驗多抗衡的處事風格，但泛綠軍不會。
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差別可能不多，然而長遠的發展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屬於進取的、本土的綠軍將因持續性、不是重複性的努力，建構一個與中國文化圈不一樣的新國家。這樣的新國家其實就是近代化的國家。
（作者為經濟學者，專研經濟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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