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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8日 星期六
轉貼：[JRF Newsflash] 民間司改會剪報 - 法官不是神 也會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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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見:
這位大哥，看來你有點曲解薛法官的原意。
有人會笨到寫了自己看過「瀧崗仟表」再來說自己拋諸腦後，讓別人來罵？
薛法官是說「在寫判決書的時候完全沒想過求其生的念頭」，而所謂「寫判決的時候」是法官經過漫長的審理、評議過程後，作成了死刑這個決定，再將理由將之行諸於文字的過程，所以「寫判決時」根本不是作決定的時候，是否要判死刑、或是其他結果，在寫判決的時候早就已經經過多方考量之後決定了。這個歐陽修、甚至包公年代當庭說了「死刑」然後狗頭鍘推出來、完全不需要附理由的狀況完全不一樣。
如果您是有追根究底精神的評論人，而對新聞文字中所寫的前述內容有所質疑，認為應是在指薛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毫無求其生的想法，那您
應該對上述認定先有求證後再為如此的評論，否則光就新聞文字來說，您的論點是有問題的。
法官不是神 也會誤判，這句話是作家張小姐說法，當然也是我的想法，誤判就算在先進國家，也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薛法官能自我坦然先前判決的瑕疵，此點真的非常聖潔！因為依照證據裁判原則，若無關鍵證據，應不宜將嫌疑犯定罪，因此此判決是基於自由心證大過於證據裁判，就目前較為進步的司法觀點而言，是可以改進的！
節錄薛爾毅法官說法如下：
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其中「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做法官者，焉有不知之理？不過我要發驚人之語，我寫死刑判決書時，根本沒有求其生的念頭，用一句火星文：犯罪犯得實在太「超過」了，都是非死不可的，我沒有想到其他。
有一件謀財焚屍案，沒有屍體，最後言詞辯論時，除了三位大律師滔滔雄辯外，旁聽席上有國際特赦組織及國內人權組織的人馬，被告深沉地說：如果你判我死刑，最後我被槍斃了，要是「那個人」出現了，法官如何善其後？此言實在很震撼，不過我不為所動，仍然判死，不久三審定讞，很快就槍決了。平心而論，此案沒有屍體，法官為保萬一，可以不判死，可是我根本沒有求其生。事情已經很久了，「那個人」還沒有出現，三位大律師中，有一位是我同班同學，仍在揶揄我，天天在等「那個人」。
時代變了，刑罰的觀念文化也在變，我也漸進式地向廢死傾斜。
大哥願意理性討論，小弟真是太感動了。
「需要有關鍵證據才能下判斷」這句話非常中肯，我想也沒有人會去懷疑。但是，這句話在各種案子裡應該如何闡釋？在陳致中召妓案件裡，至今陳致中仍然持「沒有照片照到他與妮可的照片」來辯解--這是一種闡釋的方向，任何案件一定要有「犯罪當場的照片才算數」；若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大哥所述薛法官的案件，判無罪是毫無疑問的，但真的可以如此操作證據法則乃至於心證的形成？
因為我們都沒看到卷證，實際上毫無立論基礎，假設薛法官的該案除了屍體外，兇器、殺人焚屍、謀財的過程、手法等事實在該案件中都可以經過嚴格證明而確認，那麼「屍體」沒找到，本就有可能是滅屍手段太過高明所致，在這種情形下，不要說法官，抓一百個人來也會有一百種意見，若法院就因為這樣以沒有屍體來判無罪、或僅判被告傷害等等，以現今媒體的嗜血程度來說，不知又會如何在頭版以「荒唐」來敘述？若大哥看到這樣的標題，是會去探究判決深層意義的人？還是跟著人云亦云的批判「恐龍法官」？
就小弟來看，薛法官雖承認「誤判的可能性存在」，但並沒有如大哥所說「承認自己有判錯」。因為他等的「那個人」始終沒有出現，且實際上早就已經被他認定為不存在，他只是用這個例子來說「誤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綜合閣下觀點，法官心證至高無上，這是法官獨立審判的權利，至於證據裁判原則，和一些保障人權觀念和原則，就可以擱置了，這是台灣目前的現狀，法官權利比神大，也比專家學者和庶民的意見大。
薛法官誤判與否我們不能得知，只是他自身反省也點出了一個事實，就是，如果以目前重視司法人權，以及證據裁判原則下，他可能也同意該嫌犯不處以死刑，來避免誤判的風險。
陳致中告某媒體，結果法官判決其敗訴，若法官解釋說明此告訴不成立也就算了，還直接預設其確有召妓並公諸於世，這就是法官心證至高無上，高於基本人權的人格權的現狀。
民主國家，任何人都可接受批判，同時也可以批判別人，這是意見言論的自由，因此閣下認為薛法官其心證有理，同時也預設法官心證無限上綱的觀念，我亦予以尊重。
只是，就我而言，民主自由國家應當以保障人權、尊重民意為主要考量，而司法人權所保障的是我們所有的國民，不管其罪愆輕重，不管其政治背景、意識形態，因此我認為國家應該往這條道路前進！所以我反對法官心證高於一切的審判，與其相信人，不如相信制度，一套尊重司法人權的制度！
因此，我認同學習歐美日先進國家的做法，引進陪審團、陪審人制度，實現司法上主權在民的精神，此舉可增進人民對法律的認知和司法的認識；另外教育上人權和法治教育也要強調，尤其是程序正義中，罪刑法定、證據裁判、無罪推定，以及罪疑惟輕。
引用陳致中老爸的話：我不敢講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但至少在追求實質正義的同時也追求程序正義，程序正義在刑事訴訟，大家非常耳熟能詳的根本常識，就是罪刑法定、證據裁判、無罪推定，以及罪疑惟輕。
因此，閣下強調法官心證以及司法的至高無上權威性和不可批判性；我則是重視司法人權以及司法主權在民的觀念，而我批判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台灣的司法能夠更重視人權和法律，避免心證過於專斷，影響當事人權益以及我們台灣所有國民的權利。
民、刑事判決怎會歧異？
文／林孟皇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苗栗立委李乙廷所涉賄選的民、刑事判決，最近分別確定，結果刑事審判無罪，民事審判則認為確有賄選行為，因此判決當選無效。對此歧異的判決，各界譁然，認為是個別法官心證不同所致，甚至部分立委主張修改選罷法為三審定讞，以期避免類似問題的再度發生。而日前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梁文傑先生所撰「實情是法官早已過分獨立」一文，也以此作為批判理由。
其實，在我國目前是由不具民主正當性的最高法院作為終審機關，且由近百位法官組成不同庭審判的結果，判決歧異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不僅讓多數人民倍感困惑，也使下級審法官常有不知如何適用法律的疑義。對此，司法院提出的法院組織法等相關修正案，即希望推動「金字塔型訴訟」制度」，逐步減少最高法院員額，最後由具民主正當性的大法官制度加以取代。
可惜的是，由於朝野對立，此一法案延宕多年，加上設有法官淘汰機制的「法官法」迄未完成立法。因此，法院判決結果「初一、十五不一樣」，也就成為國人的共業，以致人民在面對司法時，只好「燒香拜佛」。如今，立法委員捨本逐末，則即便將賄選案改為三審定讞，因不同法官心證不同而作出判決歧異的現象，仍是無從改善。
話說回來，梁文所稱我國法官早已過分獨立的說法，雖不無道理。不過，如果以李乙庭賄選案判決的歧異，作為論證的理由，顯然是不瞭解民、刑事判決的心證要求本就不同所致。怎麼說呢？法院訴訟都有所謂舉證責任的問題，亦即當事人為避免不利於己的認定，必須說服審判者其所主張為真實的負擔。至於當事人應證明至何等程度，在美國刑事訴訟採取的是「無庸置疑」（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我國實務上稱為「毫無合理懷疑的確信」），民事訴訟則是「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顯見兩者的心證門檻不同。
刑事訴訟採取「無庸置疑」，是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要求對於犯罪的認定，必須達到無庸置疑的程度，否則不足以處罰被告，該標準表達了刑事司法體系不能使無辜之人被判有罪的信念；而民事訴訟適用「證據優勢」，並以「可能多於不可能」作為操作基準，亦即以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表示之，則負優勢證據的舉證責任者，就待證事實所提出的證據，僅需較對造更具說服力，即為優勢，即已盡其舉證責任。
這樣不同的心證程度要求，也是我國審判適用的標準。法律之所以作此不同的心證要求，是因為刑事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基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謙抑思想，才有刑事案件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有罪至無庸置疑程度的思維。至於因對等、契約自由而發生紛爭的民事訴訟，由於錯誤判決對於雙方當事人的影響，並無差異，即無特別優惠一造或要求他造的必要。
在美國，民、刑事歧異判決最有名的案例，即是辛普森殺妻案。在該案刑事判決中，因為許多違法取得的證據被排除，導致辛普森以無罪開釋；反之，在民事判決中，辛普森卻被判要賠償其前妻家屬數千萬美元，顯見法院認定人是辛普森殺的。對此，美國人雖有深刻反省，卻不曾去質疑審判的公正性。因為證明程度顯示整體社會對於不同待證事實的不同評價，無庸置疑反應了「誤判無辜」與「開釋有罪」的價值取捨。
在此脈絡下，李乙廷案判決的歧異，也就不足為奇，不能因此作出法官過分獨立的推論。因為即便是同一個法官審理該案，依照前述民、刑事訴訟應採不同心證門檻的要求，也可能作出歧異的判決結果，並不是因為分別由不同法官所作民、刑事判決，才有如此歧異的現象。如立法者認為當選無效訴訟涉及公益，以「優勢證據」法則作為心證門檻過低，即應在法律中明文。
當然，法官負有認事用法的權責，因此任何有影響判決結果的問題，均應盡可能在判決理由中予以詳述，外界才可據此監督司法審判，則類似因心證不同產生判決歧異的現象，法院實應在判決理由中詳予交代，庶免人民有所誤解。而政客、名嘴或社會清流們在批評司法之前，也請先看看判決理由。畢竟，這是公民素養的基本要求，太多錯誤的解讀與法治教育不彰，不正是我國法治文化未能深根的主要源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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