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自
JRF Newsflash 民間司改會剪報 電子報
觀念平台－速審法太草率 解決不了問題
2010-04-13 中國時報
王兆鵬／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二○○四年我即在臺大法學論叢發表論文《建構我國速審法之芻議》，這幾日立法院正審議司法院提出之「妥速審判法草案」，我毫無喜悅，只有憂慮。被害人無不希望法院速審速決，被告更不願意在「法庭流浪三十年」，但臺灣的司法成績單，直令人失望。司法院最近推出之「妥速審判法草案」，名稱響亮，能解決問題嗎？不會！
良醫治病，無不尋其源；將軍制敵，莫不擒其首。司法院的「妥速審判法」，既不正視病源，又未對症下藥，稱為雞肋，亦不為過。遺憾者，立委袞袞諸公，亦不解癥結之所在，似有意讓此法案過關，此吾人憂心之所在。
展開妥速審判法草案，其核心內容為案件繫屬法院經十年或六年而仍未判決確定者，在符合一定之條件下，即產生相當之法律效果。沒超過六年或十年的案件，就不是遲延？司法院草案通過後，臺灣就不再有審判遲延的問題嗎？司法院高官、立委諸公，應該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為何仍汲汲營營非要此草案過關不可？
速審問題糾纏難解，求其速，恐失之草；求其慎，又不能不緩。司法如秤，一頭低，一頭必昂，如何均衡相關利益，豈可不戰戰兢兢。在司法院為速審問題召開第一次公聽會時，我即建議設立代表各方之專門委員會，徐徐謀取國家最大利益，司法院不採！學者專家於多次之公聽會中，皆指陳其草案瑕疵嚴重，司法院不理！民間團體提出之對案條文中，亦要求司法院應設立中立、超然之「速審研究及檢討委員會」，研究及檢討刑事審判遲延之原因，並訂定訴訟規則及提出修法建議，司法院亦斷然拒絕。一切一切，只能說臺灣未必有迅速審判，但絕對有迅速立法。曾幾何時，司法院也開始像行政部門一樣重視立法的業績？
美國國會在一九七四年制訂「速審法」，開宗明義就表示要同時兼顧公眾與被告的利益，將案件速審速結。該法非常嚴格、非常詳細地規範審判應如何迅速進行，但也不是只求迅速而棄發現真實與人權保障於不顧。甚至規定檢察官或辯護人操控程序延滯訴訟，得視情形沒收律師酬金最高至四分之一或科檢察官罰金。因為該法大幅度改變過去的審判實務，美國國會乃設定五年的「日出條款」（即許多法律效力在五年後生效），讓法院在這段期間內自行調整，俾能遵守法律之強制規定，法院並得在這段期間就法律之窒礙難行處向國會提出修法建議。在聯邦政府制訂速審法後，全美國各州起而效倣，現在幾乎各州皆立有相似的速審法，管控審判進行的速度。雖然案件遲延在美國仍偶有發生，但一切都攤在陽光下檢驗，究竟是制度或人的原因導致審判遲延，顯而易見，無所遁形。
與美國法比較，司法院的草案內容太簡陋、太浮淺、太不負責任了。然而，問題不在草案內容，而是面對複雜的司法爭議時，臺灣是以如何的方式與過程解決問題？立法院最近閉門協商「妥速審判法草案」，律師及人權團體皆遭摒於門外不得參與，學者專家亦不與聞。見微知著，從此一草案之立法過程，即約略窺知臺灣司法政策是如何形成，也是吾人一再憂心之所在。
觀念平台－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2010-04-14 中國時報
張娟芬／作家
上個星期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針對死刑存廢議題辦了一場座談會。與會學者分別從法律、哲學與政治思想等不同角度來分析死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改進死刑論」漸漸的浮現。「改進死刑論」認為死刑不失為對於正義的一種莊嚴的宣示，但是由於認識到現實上國家經常性地濫用權力，所以主張應節制地僅僅用於最重大的犯罪。
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在終極目標與哲學價值上固有差異，但在現實關懷上則有不少重疊之處。中研院人社中心蕭高彥研究員認為，應當透過修憲的方式，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明確納入，以確保死刑只能用於最嚴重的故意犯罪，並且其審判應當經過正當法律程序。這個建議蘊含的前提，顯然是認識到現在台灣的司法實務尚未實踐這樣的精神，死刑判決的正當程序尚有缺漏。
中研院法律所許家馨助研究員亦明確對於司法品質投下不信任票，主張立法全面停止死刑的執行，待制度的缺失、個案的錯漏均一一改進之後再議。換言之，屈服於民粹壓力、倉卒執行現存的四十四名死囚，是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都不能容忍的。
一般民眾總以為，死刑是極刑，審判一定是無比慎重，怎麼可能會錯？改進死刑論，聽在他們耳裡，可能跟廢死是一樣的不可思議。
其實現在定讞的這四十四個案子，並不像民眾所想的那樣完美。例如有一個判決裡，法官就明白承認，被告的罪行應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因為我國刑法所訂之無期徒刑仍有假釋可能，所以「改判」死刑。我們沒有「真正的」無期徒刑，這是國家刑罰政策的缺失，不是被告的錯，但是法官公然以此為由加重他的刑期。國家犯錯，但卻是被告埋單。
還有一個判決是這樣：被告受僱前去槍殺被害人甲，連開三槍將甲殺害。欲離開時，甲的朋友乙想搶奪他的槍，被告又開兩槍將乙殺害。結果，預謀殺害甲的部分，判無期徒刑，臨時起意殺害乙的部分，卻判死刑。這樣的量刑標準難道不令人啞然失笑嗎？
民眾都相信，法官會下死刑判決，一定是那人罪大惡極，不可能改過遷善。但有一則判決卻出現這樣的矛盾：法官一方面認為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接受宗教輔導，對獄中教誨反應良好」，但接下去卻又前言不對後語地，依舊判處死刑。死囚名單中更有智障者數名，有幾位定讞於二○○六年刑訴法三十一條的修正之前，未及享有偵訊中由律師全程陪同的保障。
理論上要不要有死刑是一回事，各方可以繼續在辯難中發展豐富深化的討論；然而實務上，把死刑判決攤開來看，看到的往往是缺陷與破綻。當務之急是暫時擱置理論分歧，共同檢討現存死刑判決與制度的諸多缺失，否則錯殺之日即不遠矣！
殺人該償命 是否也可刑求？
2010-04-11 聯合報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
由於人權團體已針對所有死囚案件重提釋憲聲請，馬總統日前發言也有呼應之處，使得死刑爭議有復燃之勢。以下提出幾個相關的法理意見，希望有助於相關討論。
雖然美國最高法院早在七○年代已針對死刑宣告之程序做出判決，然而論罪、科刑與刑之執行的正當法律程序問題，不但在台灣的院、檢實務界一直被壓抑，在學理上也尚未被充分開發討論。最新的釋憲聲請書中，特別對相關制度提出違憲疑義，是一個重要突破。
學術界則更需要檢討科刑的法學方法論問題。科刑不可能是簡單的法規適用三段論法，這麼重大的基本權干預，也不可能全然交由法官裁量。因此方法論上首應檢討科刑所面對的是何種事實，繼而探討這些事實該如何與刑罰種類與輕重連結。檢方的求刑與法官的科刑，也都負有義務針對刑法量刑要項的規定逐項舉證說明，而非僅以缺少可檢驗性的「審酌」一語帶過。
嚴格言之，目前相關的法律在處罰方面根本沒有「法定程序」可言，因此已經牴觸憲法第八條的規定。
就死刑本身而言，也許更該優先討論「身體」法益，而非生命權。在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文中，大法官已承認死刑涉及受刑人身體法益，死刑是種身體刑。那麼如果所有身體刑，都被認為是殘酷不人道且人格蔑視的刑罰，應該要被完全廢除，死刑似乎很難單獨例外。
主張殺人償命的庶民正義觀或「國民法的情感」（釋字四七六），也須面臨多重挑戰：第一，意義不清。例如極為輕率的過失致死（酒駕又超速），是否也需要償命？第二，很難維持法律價值的體系融貫均衡。死刑償命觀念，很難完全排除對其他重罪者（例如殘暴重傷害犯罪）亦得以施以身體刑的合理性，甚至也可得出必要時可刑求的想法。死刑維持論是否也準備接受這些主張呢？
另有一種看法是：殺人應償命，但應禁止其他身體刑，此種觀念雖然理路不一，但它「本身」就是一種正義觀。這就涉及第三種挑戰：償命正義觀，是否屬於一種宗教觀念，因此在政教分離原則下，國家不得以此等觀念制定重大政策？
作為人權理論基礎的「人性尊嚴」也源自宗教觀念，但是這個憲法規定，是透過禁止將人純粹當作工具利用、禁止施以痛苦等世俗化之經驗判準來加以操作。如果償命正義觀要避免被界定為宗教觀念，一種可能的世俗化論證策略，就是主張死刑可為多數人帶來心理上的滿足或福祉。
不過這種功效主義的轉向也可能引出更多爭議，例如多數人讚成死刑，到底是偏好死刑實現的正義，還是偏好死刑可能有的嚇阻效果？由於前者是一種類似宗教信念，不宜以多數強制少數接受。後者是一種經驗問題，但是在經驗舉證高度不確定，或有類似嚇阻效果之其他方案時，憲法則要求國家採取較輕的處罰手段。
這些看似有點瑣細的分析討論，正是公民社會漸漸提升民主討論品質必經之路，也需要各界以更多的智慧與誠意來共同塑造。無論如何，在當前制度的程序嚴謹性不足，以及政策的理性論辯尚在起步的階段，基於人權公約與憲法人性尊嚴的要求，國家都有義務長期停止死刑的執行，並積極推動促進相關的教育與討論。
新聞眼／重振公信 需激發更多的黃世銘
2010-04-14 聯合報
本報記者蕭白雪
新出爐的檢察總長黃世銘，以超過六成的得票率獲立法院支持，面對各界對檢察體系的諸多質疑，如何重振檢察威信，汰劣留優，是新任檢察總長最大的挑戰。
檢察體系最近面對各方撻伐，有人質疑檢察官吃案、草率起訴或濫權不起訴，即使特偵組偵辦的扁家弊案，創紀錄起訴前第一家庭成員，各界的批判似乎也多於肯定。
其實，偵辦權貴犯法的困難度，本來就高於一般案件，反撲勢力更挑戰檢察官的抗壓性與辦案能力。民眾一方面期盼新任檢察總長能大力除弊，一方面又擔心檢察官權力不受節制。
目前特偵組待辦案件，包括二次金改後續弊案、三一九槍擊案、藍綠首長特別費案、國民黨三中案、李登輝國安密帳案，及陳水扁檢舉李登輝海外洗錢案；都是政治敏感性極高的案件，特偵組的偵辦動作都可能再掀起政壇風暴。黃世銘也難避陳聰明般的政治反撲與壓力。
黃世銘被認為「鐵面無私」、「六親不認」，他對檢察體系有著強烈使命感，但光靠一個黃世銘，不足以對抗整個政治與司法圈的醬缸文化，唯有激發更多檢察官有一樣的熱情與使命感，勇於自律、淘汰不適任者，檢察體系公信才有機會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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