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re.org.tw/newlre/RTE/myform_detail2.asp?id=2799
民、刑事判決怎會歧異？
文／林孟皇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苗栗立委李乙廷所涉賄選的民、刑事判決，最近分別確定，結果刑事審判無罪，民事審判則認為確有賄選行為，因此判決當選無效。對此歧異的判決，各 界譁然，認為是個別法官心證不同所致，甚至部分立委主張修改選罷法為三審定讞，以期避免類似問題的再度發生。而日前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梁文傑先生所撰「實情 是法官早已過分獨立」一文，也以此作為批判理由。
其實，在我國目前是由不具民主正當性的最高法院作為終審機關，且由近百位法官組成不同庭審判的結果，判決歧異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不僅讓多數人 民倍感困惑，也使下級審法官常有不知如何適用法律的疑義。對此，司法院提出的法院組織法等相關修正案，即希望推動「金字塔型訴訟」制度」，逐步減少最高法 院員額，最後由具民主正當性的大法官制度加以取代。
可惜的是，由於朝野對立，此一法案延宕多年，加上設有法官淘汰機制的「法官法」迄未完成立法。因此，法院判決結果「初一、十五不一樣」，也就成 為國人的共業，以致人民在面對司法時，只好「燒香拜佛」。如今，立法委員捨本逐末，則即便將賄選案改為三審定讞，因不同法官心證不同而作出判決歧異的現 象，仍是無從改善。
話說回來，梁文所稱我國法官早已過分獨立的說法，雖不無道理。不過，如果以李乙庭賄選案判決的歧異，作為論證的理由，顯然是不瞭解民、刑事判決 的心證要求本就不同所致。怎麼說呢？法院訴訟都有所謂舉證責任的問題，亦即當事人為避免不利於己的認定，必須說服審判者其所主張為真實的負擔。至於當事人 應證明至何等程度，在美國刑事訴訟採取的是「無庸置疑」（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我國實務上稱為「毫無合理懷疑的確信」），民事訴訟則是「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顯見兩者的心證門檻不同。
刑事訴訟採取「無庸置疑」，是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要求對於犯罪的認定，必須達到無庸置疑的程度，否則不足以處罰被告，該標準表達了刑事司 法體系不能使無辜之人被判有罪的信念；而民事訴訟適用「證據優勢」，並以「可能多於不可能」作為操作基準，亦即以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表示之，則負優勢 證據的舉證責任者，就待證事實所提出的證據，僅需較對造更具說服力，即為優勢，即已盡其舉證責任。
這樣不同的心證程度要求，也是我國審判適用的標準。法律之所以作此不同的心證要求，是因為刑事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基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的謙抑思想，才有刑事案件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有罪至無庸置疑程度的思維。至於因對等、契約自由而發生紛爭的民事訴訟，由於錯誤判決對於雙方當事人的影響， 並無差異，即無特別優惠一造或要求他造的必要。
在美國，民、刑事歧異判決最有名的案例，即是辛普森殺妻案。在該案刑事判決中，因為許多違法取得的 證據被排除，導致辛普森以無罪開釋；反之，在民事判決中，辛普森卻被判要賠償其前妻家屬數千萬美元，顯見法院認定人是辛普森殺的。對此，美國人雖有深刻反 省，卻不曾去質疑審判的公正性。因為證明程度顯示整體社會對於不同待證事實的不同評價，無庸置疑反應了「誤判無辜」與「開釋有罪」的價值取捨。
在此脈絡下，李乙廷案判決的歧異，也就不足為奇，不能因此作出法官過分獨立的推論。因為即便是同一個法官審理該案，依照前述民、刑事訴訟應採不 同心證門檻的要求，也可能作出歧異的判決結果，並不是因為分別由不同法官所作民、刑事判決，才有如此歧異的現象。如立法者認為當選無效訴訟涉及公益，以 「優勢證據」法則作為心證門檻過低，即應在法律中明文。
當然，法官負有認事用法的權責，因此任何有影響判決結果的問題，均應盡可能在判決理由中予 以詳述，外界才可據此監督司法審判，則類似因心證不同產生判決歧異的現象，法院實應在判決理由中詳予交代，庶免人民有所誤解。而政客、名嘴或社會清流們在 批評司法之前，也請先看看判決理由。畢竟，這是公民素養的基本要求，太多錯誤的解讀與法治教育不彰，不正是我國法治文化未能深根的主要源由之一。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