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司改會剪報 電子報
觀念平台－死刑存廢豈能只看數字？2010-03-23 中國時報
陳玉潔／律師、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
近日來死刑存廢的議題討論熱烈，其中，中研院助理研究員陳嘉銘「積極殺一人或消極殺五人」一文，認為死刑若是可以嚇阻殺人案、減少可能被殺害的人，廢死論者的論點就站不住腳。對此本人有不同看法。
無疑的，司法程序再怎樣完善都不可能毫無缺陷，國家也知道有誤判可能性，所以有《冤獄賠償法》的制定，一般刑事誤判的被告在重獲自由後，還有機會藉由法律獲得微不足道的補償，但被誤判的死刑犯一旦處決後，國家賠償於他們已無任何意義，這些人的生命難道不應該被保護？如果有一天政府對你說：我們知道有誤判的可能性，但死刑是為了社會安定，總有人要犧牲，你願不願意為國家犧牲。請問有誰願意承擔這個「國家更大利益」的代價？要你相信生命權可以為了「更大的利益」而被剝奪，你會不會不寒而慄？
況且，這也不只是個人是否被犧牲的問題，更涉及到社會價值判斷和國家權力的界線。「誤殺也可以被接受」的想法，說到底就是認為政府可以為了更大的利益而犧牲一部分人的權益。這樣的思維有時在一般政策上有其必要，但涉及到生命權時，我們應該用更高的標準檢驗。以多數人利益為名而犧牲少數人的性命，歷史上已經有太多血淋淋的教訓。再者，犧牲的底線在哪裡？殺一個人救五個人可不可以？殺兩個人呢？生命的價值要怎樣衡量？誰來決定？簡單的計算公式不能回答這些問題。
誤判死刑，同時也是國家看不見、也無法被量化的成本。只要有一個死刑案錯誤，就會嚴重折損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國家付出再多的代價都不見得能修復司法威信。在美國，有一個「無辜者計畫」，專門透過ＤＮＡ檢驗來證明判決被告是無辜的。至今美國已有二五一名被定罪的被告，在ＤＮＡ檢驗後無罪開釋，其中竟有高達十七個等待處決的死刑犯。這個計畫在美國帶來許多震撼，人們看到了司法的有限及被濫用的可能，也重新思考如何把司法錯誤的成本降到最低，人被關還可以放出來給予賠償，但死刑犯無法起死回生。
被誤判的無辜被告不應判死刑，真正有罪的被告就一定該死嗎？不能否認的，有些被告的罪行天理不容。但是在司法程序中，被告的生與死，往往還取決於其他因素，包括警察、檢察官偵查的方式、辯護律師良窳、個案法官對死刑的態度等。而在美國，有色人種和貧窮的被告也是被定罪的高危險群，因他們沒有資源可以像有錢被告那樣捍衛自己。這些因素並非被告可以控制，但卻可能影響生死。
最後，死刑的討論通常有個盲點，就是非黑即白：要挽救更多的人命只有保留死刑；若不廢死刑就沒辦法降低犯罪率。但是世界並非如此運作，國家可施行其他政策來加強犯罪控制，如更有效的警察辦案、更精確的司法程序、和可以永久隔離、懲罰罪犯的措施。應該放在天秤兩邊權衡的，不應是死刑存廢各會死多少人，而是國家權力有多大、政府應有甚麼作為以及我們社會要相信甚麼價值。當人們認為生命可以用二大於一衡量時，我們還剩下什麼不能用數字計算？
積極殺一人或消極殺五人
2010-03-16 中國時報
陳嘉銘／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死刑存廢議題爭議得沸沸湯湯。支持廢死的主張者，或檢討運動、論述策略、或抱怨民眾情緒反應，讓他們失去討論空間，卻比較少見到他們藉此機會重新檢討自己的信念。
廢死運動的主張特別針對生命和死亡的特性，例如神聖、無限、終極、無法補救等，給予死刑完全不同於其他刑罰的地位。因為這些生命和死亡的特性，廢死運動者主張，如果能夠以其他刑罰（永久隔絕）或方法（減少貧窮），取代死刑的意義或效用，就該以別的刑罰或方法代替。
同時，廢死運動者也常常主張，死刑無助於嚇阻、減少殺人案。我認為問題的癥結其實正在這裡。如果沒有這個主張作基礎，廢死論者有關生命特性的主張，都會反過來絆倒自己。
如果統計上發現，執行一個死刑犯，可以嚇阻、減少五件殺人案，那在選擇執行與不執行之間，就是在選擇一個死刑犯死，或是五個受害者死。差別在於，一者是你透過國家之手積極同意殺人，一者是你消極地放任加害者殺人。即使我們同意生命是神聖、無限、終極和無法彌補，選擇不積極執行死刑，而讓五個人死於殺人案，等同於選擇，消極殺戮五條神聖、無限、終極和無法彌補的生命。
這樣的統計，並非憑空杜撰。二○○三年有兩位經濟學者（Mocan&Gittings），使用美國司法部門的各州資料，得到這個結論：每多執行一件死刑，減少五件殺人案；每多一件減刑，就增加五件殺人案，每移除一件死刑判決，增加一件殺人案。他們的數據，後來也有學者為文反駁。我們可以預見這場資料與統計的辯論還會持續下去。
我要說明的是，廢死論者的絕大多數主張，仰賴於這個需要檢證的命題：死刑不能嚇阻殺人案。
今天假使執行一個死刑犯，確實可以嚇阻減少五件殺人案，我們同時考慮廢死論者常提的司法錯判可能性，以及採取替代死刑的社會方案。
假設今年要執行死刑二十個殺人犯，其中司法會錯判四個。沒有廢死刑情況下，假設每年殺人案約五○件，而國家錯殺四人，我們可得出死亡總人數七○人。廢除死刑的話，殺人案件會變成20×5+50=150件，死亡總人數一五○人。政府選擇作為與不作為，可預見的社會後果，不廢死刑死七○人相對於廢死刑死一五○人。即使我們改善了社會，死亡案件從每年五○件壓低到二○件，死刑犯變八人。此改良社會，可預見的執不執行死刑的後果，不廢死刑死二八人相對於廢死刑死六○人。
我們瞭解計算死刑的社會功效的危險性，所以不是要以死刑來減少搶劫、偷竊或強姦等非殺人案，這些刑案或許都比不上單一生命神聖性。可是我們這裡比的是同樣神聖的人命vs.同樣神聖的人命。而且是無可迴避的選擇。無論「無法殺人」是如何高貴的人性表現，廢死論者都無法圓稱自己是不殺人的人。多數司法官無法積極支持廢死，因他們代理社會在第一線親手承擔做兩種殺人者的嚴酷選擇壓力。
當廢死論者願意承認自己寧願選擇消極地殺死一○○人，而非積極地殺死二○人，新的討論議程才將要開展。為什麼積極殺一人比消極殺五人，更無法被接受？統計科學的道德位階為何？台灣關於死刑的統計研究在哪裡
0 意見:
張貼留言